——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历史观②

　 “没有历史的未来是一匹野马，任何力量都将无法驾驭。”作为人类的共同记忆，历史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也蕴藏着走向未来的答案。以史为鉴，如何让过去的历史更加丰满起来、鲜活起来？捍卫真相，如何遏制解构、歪曲、篡改历史的行为？

　　近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正确的历史观，就要“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更多通过档案、资料、事实、当事人证词等各种人证、物证来说话”。敬畏历史、坚守记忆，这的确抓住了要害。让历史离我们更近，不仅需要严密的概念，更需要生动的细节；在历史中获得启示，不仅需要火一样的激情，更需要铁一般的事实。

　　在历史研究中，“论从史出”是一个基本方法。史料是学者治史的史源，是为学的基础。清代大史学家章学诚把史学文献分为“记注”（史料纂辑）与“撰述”（史学著作）两类，“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把史料学作为史学研究的基础。有人曾做过一个比喻，如果把对历史的解释比作果肉的话，那么历史事实就是果核。任何严肃和负责任的历史叙事，都必须先找到一个“事实的硬核”——那就是真相，然后才能给出一个“坚硬的解释”——那就是立场。

　　“谁都不能对抗历史，因为历史是绝对权力。”以史为鉴、捍卫真相、针砭时弊，如果缺乏基本史实支撑，很容易成为缺乏生命的空壳，甚至成为建立在沙滩上的楼阁。这些年来，无论是回击日本右翼否认历史、美化战争的奇谈怪论，还是梳理近百年来国人的探索与奋斗史，更多有力的证据被发掘，更多真实的史料被呈现，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只有事实成为有力的说服，历史才能成为最好的老师。

　　解释是自由的，事实是神圣的。用史实发言，一方面需要不畏劬劳、精耕细作；另一方面，也需要树立正确史观、避免不良倾向：

　　一是以“想象化”的方式消费历史。典型的例子，就是抗日“神剧”：手撕鬼子、裤裆藏雷、石头打飞机……让我方装备能力“超过蝙蝠侠”，把敌人描绘得近乎弱智，这不仅是对严肃庄重历史的曲解，更是对浴血卫国先烈的不敬。也难怪有人质疑，这种缺乏常识和底线的“戏说”和“恶搞”，究竟是艺术创作，还是消费历史和民族情感？

　　二是以“鸡汤化”的名义轻薄历史。有人习惯抽离历史场景、脱离历史逻辑，打着“人性化”的幌子解构历史，在“重新包装”中将历史碎片化，在鸡汤化中混淆基本的是非观。一些人热衷于“民国范儿”，却不知道那只是民国的精华版，忽略了历史不只是精英的幸福史。一些人用小清新的方式解读战争，用悲欢离合的煽情叙事取代大是大非，却不问历史中的民心所向、大势所趋。

　　三是以“主观化”的态度曲解历史。有人习惯观点先行，以立场决定对事实的取舍，断章取义为我所用。一些人常常用主观臆想去改写中国历史，打着“还原历史”旗号，以点代面，以偏概全，热衷于把某一个历史时期美化成“黄金时代”，为已有定论的历史人物“翻案”。这些做法，把历史当成可以任意打扮的小姑娘，既不符合历史潮流和基本史实，也无助于提高我们的思考力和判断力。

　　凡此种种，让人不禁想起列宁当年所批评的，“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如果从事实的整体上、从它们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顽强的东西’，而且是绝对确凿的证据。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都不如。”

　　不管何种观点，都要有事实为前提；不论何种热情，都要以史实为基底。“对于事实问题的健全的判断是一切德行的真正基础。”史料越坚实，做出的研究才越客观越有价值，得出的判断和结论才更可信更有说服力。对历史怀有温情的敬意，善于用史实发言，坚持用事实说话，这是我们构建正确史观、保持清醒判断的重要基础，也是我们追求真理、捍卫正义的必然之途。

　　著名历史学家托尼·朱特说：“一个国家必须首先有所记忆，才可以有所忘却。法国人只有实事求是地理解了维希政权，而不像曾经那样选择错误的记忆，才能放下这段历史，继续前进。”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对日本来说，尊重历史是获得自尊的前提；对我们来说，让史实彰显正义力量，这既是捍卫和平的神圣责任，也是走向复兴的精神密码。（人民日报评论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