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我国各民族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水乳交融，繁衍生息在中华大地上，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只有深入研究这种多元一体格局的发展历史，才能更加深刻地认识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这里以10至13世纪的中国为例，当时虽然辽、宋、夏、金分立，以少数民族为主体建立的王朝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地位，但仍表现出强烈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性。

　　继承中华正统意识。这一时期，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虽与中原宋王朝分庭抗礼，但都逐渐产生了不自外于中国的华夏正统观念，甚至以中国正统自居，并以中国传统的“德运”之说进行解释和争辩。中国历史上各王朝以金、木、水、火、土五德传承，这是华夏正统观的重要内容。辽、宋、夏、金各朝自诩中国正统，德运分别为水、火、土、金。这证明当时各朝虽主体民族不同，但都认同中国的帝统，视本朝为其支脉。这是对中华民族政治和文化的高度共同认知。

　　政治趋同，经济交往密切。这一时期，各政权之间既有相互征战的一面，又有和平相处的一面；既有矛盾斗争的一面，又有经济文化交流的一面。从政治上看，辽、夏、金各朝都接受了中原地区的政治制度，同时各王朝参照中原法典制度制定法律，丰富了中华法系的内容。这就使中原地区先进的政治制度推广到更大范围，表现出明显的政治制度延展性和趋同性。在经济上，辽、金、夏进一步开发了北方、东北、西北地区，学习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和手工业技术。各王朝通过边界榷场进行贸易，互通有无。同时，各王朝聘使所带赠送和还赐的礼物很多，多是互补物资，也具有经济交流的作用。此外，使团往往在沿途做大宗的交换、贸易。这种既有交流又有阻隔的格局，既使各王朝发展了特色经济，也通过相互交流提高了生产力水平。

　　民族文化互相借鉴和融会。儒学主张的“德治”和“仁政”，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脉，对维护国家统一、稳定社会秩序起着积极作用。辽太祖崇拜孔子，尊孔子为“大圣”；西夏接受儒学，翻译儒家经典，中后期更加重视汉学，建立大汉太学，尊孔子为文宣帝；金朝对儒学和儒士也十分重视，拜被俘的汉族官吏和儒士为师，聘为高官，请其授以汉族文化。这样，儒学在少数民族中也出现了大传播、大普及、大推广局面。文字是文明社会形成的重要标志。辽、宋、夏、金时期，汉文使用范围仍然最广，各少数民族王朝都使用汉文。而这一时期最具特色的是少数民族王朝创制和使用本民族文字，成为中国历史上多种文字争奇斗艳的时代，对弘扬民族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民族之间深度交流交融。辽、宋、夏、金都是多民族王朝，民族之间交往频繁。宋朝对境内的少数民族采取因俗而治的怀柔政策。辽采取南北两面官制治理不同民族地区。金也曾实行南北两面官制，前期还有民族等级，后来实行“仁政”，民族界限逐步淡化。西夏没有实行民族等级制度和严厉的民族压迫政策，境内民族关系相对稳定。辽、夏、金逐渐从本民族单一治理向多民族治理转变，特别是在吸收中原制度和文化方面，皆得益于汉族士人的辅佐，学习并接受了多民族治理的观念。三个少数民族王朝先后完成封建化过程，在统治、影响其他民族的同时近距离接近汉族，在汉文化习俗的熏陶下渐次汉化。尽管这一时期民族矛盾突出，但民族间交流、借鉴、融会是主流。

　　元代大一统后，党项族、契丹族、女真族虽然仍是当时的重要民族，但因失去了政权支撑，变得相对弱势，本民族特点更加式微，形成民族融合的新趋势。明清以降，他们都消失在中华民族的大熔炉之中。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待这样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这种民族间的自然同化是多民族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现象，是一种进步趋向，促进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史金波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