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建交36年，在国际关系原野上蜿蜒走出了一条不同于古往今来大国对抗的新路。最近举行的第七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六轮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成果斐然，即是例证。这是两国高层不断大格局、大手笔寻求战略利益契合点，不懈推动双边关系发展的结晶。

　　回望中美关系的颠簸前行，每一阶段都有核心事务要着力解决。当下，在亚太战略区域，似乎中美摩擦的脚步越来越近。主因在于美国感到战后70年美国国力的“高峰型”态势及“一言堂”格局因中国发展而走样。无疑，亚太地缘安全正面临百年大变局，中美关系因此面临由其衍生的“战略互信”与“亚太互动”两大问题。

　　从20世纪90年代起，美国就启动战略重心东移，不断加强对亚太地区的安全布局与军力投放。近年来，在美国一些人眼里，中国维护领海主权与拓展海洋权益、倡导建立亚太安全秩序、改善周边安全环境的外交举措是“对外示强”，是试图挑战美国的亚太军事优势及战略主导权。对中国在南海主权范围内的岛礁建设，美方一些人反应过激。部分智库、学者甚至鼓噪改变对华战略，加大“再平衡”力度，反制中国。

　　但也有一些有识之士中肯指出，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症结是“互信”出了问题，更确切地讲，是美国一些人心中始终有着挥之不去的大国冲突对抗的“修昔底德陷阱”。确实，国与国之间力与利、局与势的任何变化，均有可能导致“战略互信”转变为“战略互疑”。“信”是易碎品，“疑”是易燃物。中美关系亟须建立战略互信，防止战略互疑焚毁迄今所积累的“信任”珍品。

　　建立中美“战略互信”是篇大文章，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要做好这篇大文章，就不能不探究关乎中美互信的“今是昨非”，尤需辩证对待“是”“非”的演变关系。抚今思昔，中美几十年前联手抗苏之“昨是”，已演变成“今非”；相反，正闹摩擦的网络安全、投资协定、货币政策等“今非”，在化异、存异、求同、趋同之后，今后完全可以转化为“明是”。

　　笔者这么展望，绝非盲目乐观。现如今，中美在全球性问题上保持紧密合作，其中不少“今是”是“昨非”经过摩擦、吵架、施压、谅解后演化而来的：宏观政策协调对世界经济的牵引、6000亿美元贸易规模对国际商品的吸收、中国长期购买美国国债对金融的稳压、彼此借力加速经济机构转型及倒逼投资机制改革等等。可见，对于中美双方一时不能取得共识的重大问题，任何一方都不应惯性思维地由生疑而猜忌乃至反应过激，而应上升到“是”“非”演化规律的高度来认识，并遵循规律，“培养良好的合作习惯”。

　　亚太地区有不少此类“今非”或变“明是”的事务。因此，该地区可以成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试验田”。两国战略界不妨一试，努力找出一条共处之道——构建新型亚太关系，尤其是构建新型军事安全关系，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充实内涵，拓展前景。为此，两国战略界应学思结合，进一步深化、细化如何以具体合作积累信任，以互相信任增进合作的方案。

　　那么，能促进中美增进互信的合作路径有哪些呢？战略界较积极的看法是，稳定阿富汗局势、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维护海上航道安全、促进贸易自由化、保持多层次军事接触，以及应对气候变化、发展清洁能源、灾害预警与应急等领域。实实在在地做，可以让中美合作共赢与增进互信良性循环起来，可以让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落在实处、走向成熟。

　　在客观条件与主观能动性的关系上，毛泽东主席有句名言：“凡是经过努力可以办到的事情就要努力办到。”美国有识之士建议，重视中国渴望的“尊重”，在亚太安全、经济事务中给予中国“一席之地”。当然，中国也承认美国在亚太有现实利益，愿意看到其发挥积极作用。总之，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事在人为，虽任重道远，“初极狭，才通人”，但写好了“战略互信”这篇大文章，势必“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陆忠伟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原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