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9月中下旬，作为北京社科院学术考察团成员之一，我对埃及、塞浦路斯、以色列三国主要城市进行了学术访问与考察。时值犹太人赎罪日，伫立在耶路撒冷的哭墙边，听着金顶上传出的苍茫诵经声，目睹着现实世界人们的文化分歧、宗教冲突、武装对立，我深深地对这片土地的现状感到忧虑。这触发了我的思考，就是如何以中华文化助益西方。

　　要让中华人文助益西方，可以先从西方历史文化的三问开始考察。一是古文明中断之问。无论是古埃及、古希腊，还是古印度，其文化都因为外族的入侵而被中断。二是贝尔之问，即先进文化为何不能补益落后文化之问。西方历史学家贝尔提出 “希腊文化的灵魂，即思想自由、完整的人性、微妙的平衡、面对残酷现实表现出的无所畏惧，这些希腊人的荣光，却没有被输送到埃及，反而在这样的环境中枯萎了。”三是文化与宗教传统的冲突之问。西方宗教思想冲突的现实化在历史上不断叠加。从早期的犹太教，到基督教，伊斯兰教，文化有共源，但发展出的宗教却相互排斥，各形成一种生活方式，族群闭合，具有强烈的排他性。所有的人在一出生就被抛入了一种不可选择的文化处境。虽然从宗教家的情怀与学者的视角可以强调博爱，但现实冲突不断。

　　西方历史文化三问，中华文化同样面临过并有独特的解答。首先，中华文化“能不它化而自存”，故文明绵延未断。中国历史曾经很多次被其他民族占领，但文化体系却基本没有被中断，相反，很多民族的文化被中国文化所同化。其中有一点值得思考，就是中华文化以礼仪文明为高，不固守，不认为自己就是高，谁有礼仪谁就是中华。所以“夷狄得礼义则中华之，中华失礼仪则夷狄之”。可见礼仪与修养作为一种文明象征超越了宗教与文化的高度。

　　其次，中华文化“能化它而相存”，故能教化四边。中国文化所到之处，能与其文化共处，甚至最后教化当地，中国的历史发展变迁体现了这一规律。“胡越一家”是自古与周边民族的相处之道。犹太民族在世界各地从未被同化，只有在中国的一支被中华文化融合了。

　　第三，中华文化“能和而不同而共存”。中华文化中各种文化与宗教间的差异，没有在现实层面发展到你死我活的斗争，却是“和而不同”的共生发展，中华文化认为“同则不继，和则相生”，即强求统一就失去了差异，而差异共存恰恰可以相互促进与和谐。其文化上有某些开放性的做法值得总结，其一如文化与政治适度分开，历朝高层可以有不同信仰，但百姓生活的人伦有共同的规约。二是民间信仰只要不与政治结合并干预政治，就是自由的。所以民间信仰自古是自由的；三是每一次大的文化融合都是融合各家的精华，文化融合既呼应时代，又在学理上充分论证，而非在做法上突然中断或终结。中断与终结是西方传统文化之痼疾。中华思维里没有终结，只有时代精神在天道照应下的不断更化与绵延，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中华文化自古就是以开放性姿态融合各地域和各民族文化而丰富起来的。正如人的生命需要多维营养，文化也需要各种资源交相滋养。今天各国文化的传承与创造已经不能局限于各自传统，要放到世界文化的发展中去看。如此，相互助益，打开胸襟，庶几可以长久共兴。中国贡献给世界的，除了经济，应当还有文化与思想。为不同文明冲突提供解决方案与思路参考，应当是人类共有的文化责任。 （作者刘伟见系北京社会科学院国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