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作家张天翼以讽刺小说的形式，塑造了一位四处叫忙的华威先生：他天天忙着开会与讲话、吃请与请吃，“我恨不得取消晚上睡觉的制度。我还希望一天不止二十四小时。抗战工作实在太多了”。这种“假装很忙，做给人看”的忙，只是看起来很忙。

　　据社会学家调查，不少现代人都或多或少存在这种“忙碌综合征”，像华威先生一样，似乎只有忙才能找到自己的存在感，显得自己举足轻重。他们有一个接一个的会议、一波连一波的应酬，他们有加不完的班、接不完的电话，他们有家很少回、有书很少看。真是“忙得没有了方向，忙得没有了主张”。

　　忙，是干事的表现、成事的基础。然而，忙而无功、忙而无益的忙，就是白忙、空忙、瞎忙。从忙的动机看，一种是陷入了事务主义的怪圈，自己忙乱，部属乱忙；一种是做给别人看，有勤奋之名，无尺寸之功；还有一种是用战术上的忙掩盖战略上的懒，安于现状，不思进取。

　　人与人的差别，就在于如何利用时间。有的人“忙并快乐着”“忙并收获着”，有的人却“忙并肤浅着”“忙并焦虑着”，差别就是忙的目标不同、忙的方式不同。周恩来同志将那些从早到晚忙忙碌碌，一年到头辛辛苦苦，然而情况不清楚、工作无计划、方向不明确的干部，称之为“无头脑的、迷失方向的、事务主义的官僚主义”。他毫不留情地指出：“如果是个普通干部，忙忙碌碌、有时方向不大清楚，那还可以谅解。如果是个领导干部，怎么容许他是个事务主义者呢？”

　　有道是，忙人时间多。那些真正忙于干事的人，一定分得出轻重缓急，知道轻其所轻，重其所重，一定会有扑下身子的时间，也会有“踱方步”的时间。如果一个单位的成员只是看起来很忙，一个个只想出彩不想出力，只想守摊不想闯滩，如同画脂镂冰，马达空转，就不可能开新风而成大业。

　　“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对领导干部来说，时间和精力毕竟有限，不必要事必躬亲，有会必到，更不能越俎代庖，大包大揽。“奥卡姆剃刀定律”认为，复杂会造成浪费，效能来自于简洁，“能用较少的东西做到的事，如用较多的东西去做，就是徒劳”。试问，一些例行的检查真有必要兴师动众吗？一份普通的材料真用得着来回折腾吗？一些无谓的应酬真不能一推了之吗？

　　作风不佳，工作抓瞎。不把自己从文山会海、迎来送往等繁忙的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就很难把主要精力、主要时间用于抓大事、谋全局上。“不作无补之功，不为无益之事。”多些务实、少些事务，多坐书桌、少坐牌桌，多拿笔杆子、少端酒杯子，不断改进作风和工作方式，张弛有度、忙有所获才会成为现实。

　　古人曾言：“做官都是苦事，为官原是苦人，官职高一步，责任更大一步，忧勤便增一步。”公职工作本来就是“苦差事”，很多时候就是要“五加二”“白加黑”。肩上的担子越重，工作的头绪越多，越需要领导干部心无旁骛干事业，削冗举要抓协调。如此，方能“为治有体、上下不侵”。（辛士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