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里，诸葛亮跟周瑜立下军令状：3天搞出10万支箭，搞不出提头来见。这个情节让读者的心一下子悬起来了。

　　为何要立军令状？为了把责任敲定。曹操83万人马，说渡江就渡江，时间紧、任务重，箭支问题迫在眉睫了。越是关系重大之事，越得明确责任。交差时间、箭支数量、负责人是谁、完不成怎么惩罚……越细越不嫌细，白纸黑字写下来，以示严肃，以保证执行力。

　　扶贫也要立军令状，而且要层层立。这也是为了明确责任。责任压在谁肩上？自然是各级领导干部。

　　然而，光靠立军令状，一定能完成任务吗？也未必。

　　重压之下，责任人会有两种行为倾向。一种是向诸葛亮学习。为了完成任务，千方百计想辙，利用一切资源，调动各种要素，发挥主观能动性，3天把10万支箭真给借来了。这种可以称为正效应；另一种是向关羽学习。华容道拦曹操，也是立了军令状的，到了当口，因为个人原因，愣把曹操放了。当然，学关羽的人一般不会学得这么直接，那样风险太大，他们会想尽办法，装作完成了任务。比如，在纸上完成任务；或者很漂亮地完成一个点，然后用这个点去代表面。

　　如何避免这种偷奸耍滑的负效应，防止责任溜肩呢？

　　建立督察制度，加强督察问责。立了军令状，完不成任务，那就必须付出代价。光说不真干、出工不出力的假把式，不会干、出笨力没效果的庸把式，都得惩处、都得问责。惩处一个不称职干部，会起到教育一批、督促一批的效果。通不过督察，达摩克利斯之剑是要真落下来的。

　　要是按时按晌、保质保量地完成了呢？古时候，往往赐锦袍、提职位，以鼓舞军心。在扶贫战场上，也要如此：把脱贫攻坚实绩作为选拔任用干部的重要依据，在脱贫一线考察识别干部，形成谁善攻坚就用谁的导向。

　　当然，干好中央布置的任务不是简单的图奖避惩。我们是有信仰的人，也是有组织的人，扶贫攻坚也是淬炼组织观念、宗旨意识及先进性的一块试金石。希望立下军令状的同志，都能带着笑容，回营交令。（熊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