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棚、鱼缸、石榴树，老爷、肥狗、胖丫头”，老北京孩子的童年是和四合院相伴的，郁达夫说，四合院“一年四季无一月不好”。

　　对城市来讲，四合院是老北京城的记忆和细胞，若没有了它们，故宫、天坛就失去了底色，古都北京便失色不少。

　　然而，传承了数百年的四合院正面临严峻现实。近期出版的《北京四合院志》中有这么一组数据：在旧城改造中，北京的四合院总量已经由清乾隆时期的26000多处，变为20世纪80年代的6000多处，其中保存较好、较完整的有3000多处；到2012年，形制较完整的只剩1000多处，其中纳入文物保护的百余处，老北京的四合院正处于逐步消失状态。

　　与北京四合院的命运类似，在大规模的城市改造过程中，上海的多数弄堂也被高楼组成的小区所取代，城市不断地长高、再长高。就当时来讲，四合院多成了“大杂院”、弄堂也已经拥挤破乱不堪，既造成了生活的不便，也影响了经济的发展，所以集中成片拆除旧区，便来得直截了当、简便易行。

　　但是，简单粗暴的大拆大建终究是短视的。许多普通人和城市建设者意识到，城市的高度有了，历史的厚度却丢掉了，清一色的摩天大厦、玻璃幕墙再也载不动乡愁。“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梁思成这句话让越来越多人感同身受。

　　即便如此，还是不断有悲剧发生。1931至1937年间，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租住在现在的北京北总布胡同24号四合院。让人冒冷汗的是，这座被国家文物局认定为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四合院，后来却被某公司拆除拟建设商业项目。此后，相关部门表示将以林徽因手绘稿为依据，在原址上整体完全复建“梁林故居”。

　　这出一拆一建的悲剧，让人惋惜的同时，也让人思考：名人故居况不能自保，传统特色民居如何才能逃避厄运？面对强势的经济利益，面对各种复杂的现实问题，“留下”还是“拆掉”，城市发展中四合院式的问题究竟该如何解答？

　　应该说，留与拆的关键之处在于古建筑能否发挥出比新建筑更大的效益。如果古建筑能得到有效利用，综合发挥出应有的经济效益、文化效益或实际效能，那么这个问题就容易解决。

　　我们看到，类似于一些国外的古建筑保护和利用方式，上海新天地没有推到之前的弄堂，却是保留了最具上海特色的石库门民居外壳，在古建筑内建设了全新的商业区，游人商贾络绎不绝。与之类似，不少老北京胡同发展起了特色商业区，胡同游、四合院体验等也受到追捧。有专家感叹，通过新天地的改造，上海人大吃一惊，大家急切要逃离的古旧弄堂原来这样好看，原来认为就是土地值钱，现在知道土地上的建筑、历史空间也是值钱的，甚至更值钱。

　　当然，除了商业合理开发古建筑，还民居以民居，应当是更重要的课题。古旧建筑存在许多问题，为了使生活在其中的人们能够享受到现代生活，以北京菊儿胡同为代表，采取“煤改电”、上下水改造、疏散四合院人口、重新设计四合院空间等措施，让当地人不愿走、外地人愿意来，正是很好的方向。

　　古建筑从来就是“立体的教科书，现成的博物馆”，在不破坏其原貌的前提下，建设名人故居纪念馆、展览馆等公益文化设施，发挥历史文化的温情感染，也是活态保护利用的有益途径。

　　总之，对城市保护和发展来讲，顺应肌理，延续文脉，保留历史的底色，就好比一个人，只有找到了记忆的起点，才看得清成长的方向。这是历史文化传承过程中最应该明确的责任。而面对城市历史遗迹的快速消亡，如何传承并建设起历史底蕴厚重、综合功能完善的城市人文空间，还需要更加有力的举措。（郑海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