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长达10年的调研和起草后，被喻为“开门立法”典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立法工作可谓“一朝提速”，草案在2015年10月和12月先后两次提请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并决定提交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议。这不仅表明国家立法机关在加速推进慈善立法，而且将立法的位阶提升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在社会福利领域的立法中尚未有先例，因此备受关注。

　　“有人认为这部法律好像份量不够，这样安排是有别的考虑？”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首场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出类似的疑问。很多人对这部法律都深感陌生，作为一部基础性和综合性的法律，随着我国慈善事业的快速发展，其重要性不能低估。

　　数字最有说服力。中国全社会的慈善捐赠总额从2006年的100亿元人民币，增长到了2014年的1000亿元人民币；经常参加慈善活动的志愿者，全国有6500多万人。如果一个国家慈善行为的体量体现了其文明进步程度，那么用法律构建一个更加规范的捐赠行为，营造更为健康的捐赠环境，不仅很有必要，而且更急迫。慈善立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打造一个属于中国的“善时代”。

　　慈善事业发展的规模与制度建设的速度脱节，是目前最大的制约因素。如，善款的处置使用是否公开、受助对象有没有真正受益、个人能否公开发起募捐等，这些既涉及到捐助者的利益，也关乎受助者能否得到实惠。如果解决不好这些问题，在一些留有制度空白的地带，不仅容易引发法律纠纷，而且会损伤慈善的公信力。

　　从这个意义上讲，用立法让捐赠者得到尊重、让求助者有章可循、让诈捐者得到惩戒，才能营造一个多赢的局面。例如，在慈善法草案中，专门有关于“信息公开”的规定，哪些信息捐赠人有权知道、哪些信息受助者有权知道、哪些信息在法律规定中不便公开。显然，本愿做慈善而不会做慈善，在困扰着很多中国人的同时，从基本法律层面上界定好权利与义务，正当其时。

　　立法是一个过程，慈善法也不例外。从2005年民政部提出慈善事业促进立法的建议，到今年两会上正式审议该法案，历时十余年，多次讨论并开门征集意见。这种开放性，既是用立法实践带动社会公众的积极参与，又进一步体现了立法的科学性，在这样一个“操练场”上，慈善组织、志愿者、捐赠人、受益人、监管部门等都有机会发表意见。即使有各种“吐槽”、争议和不满，如此艰辛的立法过程和如此广集民意的立法之路，承载了更多期待，也值得称赞。

　　“成人善事，其功更倍；动人善愿，其量无涯。”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扶危济困、德行化人的传统，慈善的种子深深地埋在中国人的基因里。用善意的风驱散冷漠的霾，是一件高尚且严肃的事，既不能“有钱任性”地随心而为，也不能用困难绑架道德；既要考虑到慈善的公益性与服务性，也不能忽视其法律权利。有评论说，这次慈善立法将是中国改革进程当中的一个里程碑，尽管它不会一次就变得绝对完美，但我们对中国慈善事业的法治化充满期待并满怀信心！ （理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