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外国哲学研究存在的突出问题

　　最近30多年，我国外国哲学研究包括现当代西方哲学研究比较活跃。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不同知识结构学者群的代际更替，这一领域学者愈加显现出渴望了解世界哲学、与世界哲学对话、参与世界哲学形态建构的强烈意愿。

　　我们不能低估外国哲学研究已经取得的成绩，不能低估这种研究对推动我国现代化进程和建构当代中国哲学的意义，但也不能忽视其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其一，我们的研究是在对现当代外国哲学缺乏宏观把握的情况下仓促上阵的，主要是从某一流派、某一人物出发，零批零售、边批边售。这样做的结果是产生了不少关于某些流派和人物研究的专家，但鲜有能以比研究对象更宽的视野对其进行透视、从而把握外国哲学思潮发展大势的学者。这有条件尚未成熟的限制，但关键在于我们的一些学者缺少这种气派和“野心”。其二，与过去一段时间全盘否定“西学”形成反差的是，一些学者现在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即放弃批判立场，无原则地服膺和接受现当代西方哲学，唯“新”是从，唯“洋”为上。其三，个别学者试图以西方哲学来整合、批判、统摄其他形态的文化、建构中国的哲学形态，试图打造“全盘西化”的哲学版。我国外国哲学研究中存在的这些突出问题表明，进一步确立科学导向十分紧迫。

　　对外国哲学的认识和研究应一分为二

　　事实上，再新颖的思路、再深邃的思想、再精致的理论体系，只要是异质的，任何企图以此整合其他文化的努力就不可能成功。这说明，我们对外国哲学包括现当代西方哲学的认识和研究应坚持一分为二的态度，不可唯西方标准是举。这里以对现当代西方哲学的三大流派——人本主义哲学、科学主义哲学、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分析来说明这一点。

　　人本主义哲学诸流派虽各有不同，但其主旨是非理性主义，其哲学方法充满了神秘性，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排斥自然，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排斥社会，在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上排斥他人，在个体生命内部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上排斥理性。这样一种哲学满足了受压抑人们一时的情绪宣泄需要，却没有提供使人走出世界观、人生观迷雾的路径；没有使人提升人生境界，而是使人陷入更深的迷雾中。

　　科学主义哲学强调传统哲学论题的形而上学性质和哲学语言的歧义性，把哲学限定在对自然科学成就的哲学解释和对哲学语言的意义分析上，并试图用人工语言来消除哲学陈述的歧义性。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阻止对语言的滥用，在相对的意义上澄清其含义，但显然大大缩减了哲学本应涵摄的范围，把哲学引入学者的书斋推论和主观臆想中。

　　后现代主义哲学是对西方现代化实践的哲学反思和批判，但从西方哲学发展的逻辑看，它的出现恰恰是由于西方现当代哲学中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各执一端，无法为哲学发展找到出路，不得不趋向于渗透、合流和融通。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在放弃对“宏大叙事”的追求后，却陷入了相对主义。他们认为，在“后哲学文化”时代，任何观察世界的方式和观点都只是人类交流中的一种声音，谁也不代表真理；对哲学来说，无标准、无主宰、无体系。这是典型的相对主义论调。

　　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研究态度和方法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具备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各种典型特征，存在后发现代化国家所具有的诸多矛盾与难题，代表着后发现代化国家解决发展问题的主流趋向。与此相适应，中国现当代哲学和文化与西方现当代哲学和文化也是异质的。这决定了我们参考借鉴西方现当代哲学和文化的合理因素、建构中国现当代哲学和文化，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应是以我为主、为我所用，问题的关键在于树立文化自信、推进理论创新。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体现的价值观念，在当代中国社会已内化在普通民众的心灵深处，成为人们为人处世的准则，具有持久的影响力，这是其他形态的哲学特别是从外部“灌输”的哲学不可比拟的“原生”优势。一种属于本民族的、有特色的哲学或文化必须具有表征普通民众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功能，积淀在人们心中，成为处事之道、为人之规，成为一种“集体意识”。未来形态的中国哲学和文化可以有不同的时代内涵和体系结构，但在社会功能上必须具备这一条件。创建属于中华民族自己的当代哲学和文化，不能一味在故纸堆里皓首穷经，也不能靠移植外来哲学文化、在他人的框架内挪移，而需要用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态度对待外国哲学文化包括现当代西方哲学文化；同时，增强原创意识，面向中国的现代化实践，积极进行理论创新，创建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聂锦芳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