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举《礼记·礼运》中的一段：“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段精辟论述，简直不可轻动一字。精审的思维，美好的向往，社会的平等公正，不谋私利、不求奢华，不啻是诗性的语言，其间凿凿之说不只过去，亦且今天，甚至亿万斯年之后的人类，苟能奉行不逾，那么还有什么战争、掠夺、弱肉强食、巧取豪夺？还有什么冷战？什么核讹诈？不在字句的表面华丽，而在实质的美轮美奂，不只是格言，而且是天经地义的万世不朽的社会公约，试问其间所囊括的崇高价值，是世界上任何法典所可能达到的诗性的、哲理的境界吗？不到一百字，直可抵得上数十万言的鸿篇巨制。

　　语言之美，辞藻华丽不是第一要义，重要的是语言所负荷的社会使命、责任和神圣的追求。这样质实健康的语言，必是太平盛世的产物。我在4年之前作《国学开讲》时谈到语言的诗化，是中国所特有的无价之宝。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直指诗性在语言中的核心价值。孔子删诗，留三百零五篇，目的是将郑卫之声、桑间濮上的淫词秽语一扫而空，使春秋之末的语言走上纯洁之正道。

　　习近平总书记年轻时代，为阅读一本书不远数十里向友人借取，他对古典文化的深刻了解，来源于他的博闻强记。他知道“学者非必为仕，而仕者必为学”，“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在那艰苦的岁月中，书籍陪伴着他，这其中的快乐乃是精神的富裕。正所谓“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是习近平总书记身体力行并一直提倡的。在实践中他深入调查，不依耳闻，正所谓“耳闻之不如目见之，目见之不如足践之”。

　　北宋大理学家张载曾励己勉人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大意是，我将依循宇宙本体确立我弘道之心，因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我要为千百万人民选择我生命的方向，常思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我要努力承继垂绝的哲人睿思和渊博之学，承继这份无与伦比的文明精华；我要放眼祖国千秋的大业，追逐世界万世太平的光辉前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党中央“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正是承载先哲理想、实现中国梦，为万世开太平的宏愿。

　　习近平总书记博雅的学识来自他对经典的谙熟。中国传统文明的源头活水，大分有二：一是所谓《书》的传统，这就是《尚书》以至此后的孔、孟、《大学》、《中庸》，其中包括儒学的本体论和方法论；一是所谓《筮》的传统，这是中国在太古、玄古已然形成的阴阳二元说，经过夏商之《连山》《归藏》到文王拘羑里而演《周易》，其中大体是中国前哲学期的智慧，至春秋之末《老子》一书出，则真正的、自足无漏的哲学诞生。以上都属于中国本土的文明，阅读《习近平用典》一书，直溯这些源头的文本，正所谓“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中国的哲学是值得我们自豪的人类文明瑰宝，它生生不息，代有博学鸿儒为之弘扬。从春秋左丘明，战国吕不韦，汉代司马迁、刘向，北宋程颢、程颐、苏东坡、欧阳修，南宋朱熹，明代王阳明，明末清初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清代龚自珍，以至近代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皆有所阐述与发明。由于中国思维在方法上是圆融的归纳法，因之它收放自如，不会画地为牢。西方在方法上则是逻辑的演绎法，而其逻辑学与科学的发展同步，当科学远远走在哲学之前的时候，维特根斯坦会慨然长叹“哲学家已无事可做”。东方哲学家有智慧之心，同时也有“存而不论”，以俟后之来者的潇洒。《习近平用典》一书，充分体现了总书记对中国哲学的深刻理解。

　　我学习《习近平用典》后，中心激越，忽生奇想，我爱作读书笔记，熟记古文典籍于胸次，成为自少年至今的习惯，然而要记住如此丰富的用典不太容易。我乃以四言诗、四言格言、四言睿语的方式一一写出，又经审视、修辨，觉得有意思，我就决定认真从事。盖凡中国诗性的语言中，四言为句不仅从诗经开始，兹后诗性的睿语、格言也往往以四言出之。四个字可以包括主、谓、宾、副、动、形容诸词性，而中国文字的奇妙在于词性可以转换，主宾可以易位，这就为我的创作（姑称创作）提供了方便。我试举一例：海南岛有一碑文曰“目极南天”，亦可改为“南天极目”“极目南天”“极目天南”，一切以便捷顺畅、美其音读为转移。世界上唯一可以自由调动单词而不悖原义的语言只有中文，这是中国语言文字诗性的魅力。（范曾 本文为作者在《锦文掇英——学研〈习近平用典〉心得》首发式上的讲话，刊发时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