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湖南两位农民工成了新闻人物。4月8日下午，湖南人胡国辉和彭孝良，路过广州白云机场航站楼9号门时，拾到一个白色纸袋，内有35.6万美元，折合人民币230余万元。“飞来横财”并没有诱惑到生活拮据的农民工，他们毅然将手提袋原封不动交给机场派出所。重获巨款后，3名埃塞俄比亚失主激动地向两位“恩人”表达感谢。

　　没有太多的“冲突”，其实这只是一则普通的“拾金不昧”的故事，只是两位农民工兄弟“每天不到20元的生活费”的困顿在“200多万元巨款”的反衬下，让这起“拾金不昧”的故事有了那么一些跌宕。在广州打工十多年，依然过着拮据的生活，甚至连高铁都没有坐过，但他们依然能抗拒“巨款”的诱惑，为他们的品德狠狠点赞，并不为过。

　　大概为了“烘托”农民工兄弟的品德，新闻里的两句话让人感觉有些异样。新闻说，“胡国辉和彭孝良拾金不昧的事迹曝光后，他们的身份和生活状况成了网友们热议和欲知的细节。许多网友评论，猜测这两位拾金不昧者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有着高素质、高收入人群。”不知道是否真有网友如此评论猜测，总之，这句话的潜台词似乎是：“只有收入高的人才不会眼红这飞来的横财，只有高收入群体才能抗拒巨款的诱惑。”说得直接一点，这句话多少有点“标签化”解读这起“普通”的拾金不昧事件。

　　无意去“放大”新闻中所谓“网友评论猜测”的副效应，但实际上，在对“社会道德”这个命题的观察上，“标签化”解读的现象频频出现。当下涉及公共道德的话题都可以轻易发酵成热门话题，仔细观察不难发现这样的规律：当我们看到“穷人”拾金不昧时，舆论开始强调“礼失求诸野”；当我们看到“穷人”碰瓷的新闻时，舆论又开始强调“仓廪实而知礼节”。看到富人作恶，舆论就说“为富不仁”；看到富人慈善，舆论又感慨“先富而后教”。

　　就像“一会儿骂医生一会儿捧医生”“一会儿骂教师一会儿捧教师”一样，谈及公共道德时，我们总是不自觉地和“道德”主体的阶层、群体等社会属性发生联系。可最明显不过的事实是，做好事的既有穷人也有富人，做坏事的亦然，描述评价一个群体乃至一个阶层的道德是靠不住的。因为在任何一个群体、任何一个阶层中，都很难找到一种普遍的、人人认同、人人遵守、人人践行的道德规范。即便身处同一个阶层、同一个群体、同一种职业，每个人都对道德有着不同的社会认知、不同的社会实践，抽象的“公德”问题，在付诸实践时可能成为非常个人化的事情，成为一种个人的理解、选择和实践。

　　进一步说，当道德变成私事，变成个人化、个体化的事情时，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道德失去了普遍的指导力、规范力和约束力。当我们习惯以标签化的视角来解读有关道德的种种事件时，一定程度上证明我们已经承认道德私人化了。就像这起农民工拾金不昧的故事中，很多网友想当然认为“这是高收入人群才会做出的选择”，按照这样的猜测逻辑，他们已经自然摒弃了“穷人也能抵抗巨款诱惑”的选择。事实上，拾金不昧这种品德应是一种普遍的社会规范，被所有人认可和遵守。之所以会有这样那样的猜测出现，在某种程度上说明，这种社会规范的普遍有效性已经失守。

　　一种看似更高规格的颂扬，只因它无形中植入标签化的底色，反而破坏了本色的美好。这些年我们总在说“道德重建”，道德重建首先就要提醒大家对道德乃至公德有基本共识，对于一些行为规范、社会认知，都应有大体相当的共识，如此才有可能重建。如果每个人对于道德的理解都不同，具体实践也不同，甚至根本不认为道德具有公共性，而认为那是自己的私事，可以自由选择，那么重建就会比较麻烦。

　　由是观之，“标签化”颂扬这一起拾金不昧的事迹，反而突显公共道德的某种困境。 （陈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