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民族文化的积累、保存与贡献而言，很多情况下，成就与光环是不成正比的——镁光灯不停闪烁的地方，未必是文化高地；而远离光耀的僻静之处，却屹立着文化高峰。 

　　近期，著名作家陈忠实的逝世引来如潮纪念，这位当代最优秀的小说家代表，配得上各种礼赞。在《白鹿原》的题记里，陈忠实引用巴尔扎克的话“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道出他的文学追求，而他也确实用作品努力攀爬这样的高度。有人形容陈忠实的离世堪比“中国文坛的天空塌了一个角”，此言并不夸张。

　　只是此时此刻，笔者却不能不想起另一个“史学界的陈忠实”。他的名气远没有陈忠实大，但是他的离去同样令人扼腕，他的成就同样足以载入史册，他就是前不久英年早逝的北大历史系教授刘浦江。

　　这位1961年生于上海的年轻学者，仅仅活了54岁，在淋巴癌晚期的时刻，他用最后的生命冲刺，带领团队完成了《辽史》的修订。这整整一百一十六卷的《辽史》，跟《白鹿原》的“文学丰碑”一样，成为一座“史学丰碑”。

　　支撑这两座丰碑的，是背后令人赞叹不已的那种“坐冷板凳的功夫”。陈忠实写《白鹿原》，从构思到写成，差不多用了近十年时间，其中很长一段时间，他把自己关在农村的陋室里，远离尘嚣，全情投入。写完后的某一天，他忐忑不安地等待评论家李星的评点，得到的是一声惊呼：“哎呀！咋叫咱把事弄成了！”正是这句关中民间最常用的口头语，给陈忠实铸下了永久的记忆。他明白，所有的艰辛有了回报。而后来的回报如此丰厚，他自己也始料未及。陈忠实的“冷板凳”，给他带来了热腾腾的文学春天。

　　相比之下，刘浦江教授的“冷板凳”，或将是永无止境的。即便“弄成”了卷帙浩繁的皇皇《辽史》，也只算在相关领域“弄出点声音”，无论大众还是媒体，对于它的价值认定，难免存在隔膜和生疏。辽宋夏金元属于多民族竞争时期，这些政权分别由不同的民族所建立。史学界对于辽史的研究，不说是偏门，也至少是冷门，有学者曾经做过一个统计，全部“二十四史”点校本，印数最少的就是《辽史》，可见《辽史》和辽史研究的寂寞。

　　但再寂寞，也得有人做这件事，相伴而来的，就是长期的“坐冷板凳”。对很多学者而言，这就是一个“终身姿势”，无论你“弄成”什么，可能安慰你的，只是一份“完成心愿”的踏实，而见不到烁烁闪耀的光环。但是对民族文化的积累、保存与贡献而言，很多情况下，成就与光环是不成正比的——镁光灯不停闪烁的地方，未必是文化高地；而远离光耀的僻静之处，却屹立着文化高峰。

　　我们不要忽视和忘却蛰伏在僻静处的“坐冷板凳者”。他们足够伟岸，但也足够寂寞。文学界的陈忠实轰轰烈烈地走了，史学界的刘浦江冷冷清清地走了。冷清没有关系，甘坐冷板凳的刘浦江教授不会计较身后的哀荣。但是作为我们，面对两种“坐冷板凳”的身形，不妨稍稍“分神”，将目光聚焦一下刘浦江和他的《辽史》，陈忠实勾勒了一个民族的“秘史”，而刘浦江们描绘了一个民族的“正史”，他们都值得人们永久祭奠和纪念。(刘巽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