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都称为敬业，因为文化传统不同，西人的敬业与我们的敬业，背后的精神动力不太一样。敬业这个词，如果查汉英词典，我们很容易找到一个对应的翻译：dedication，奉献，献身。我国英文媒体发布相关报道，使用的也是这个词。中国读者很可能注意不到，这个英文词语具有浓厚的宗教文化意味。Dedication本意是基督教献堂礼，即教堂落成后，神职人员举行宗教仪式将它奉献给上帝，从此，教堂便可用于侍奉上帝、传播上帝的福音。敬业献身，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一种事业，便是由此引申而来。那么，敬业的行动依据是什么呢？是sense of vocation（使命感）。Vocation意思是职业、使命，其词源是拉丁文vocātiō，召唤、传唤。谁的召唤？神的召唤，上帝的召唤。也就是说，尊重职守、努力工作，是个人感应上帝的召唤，响应天命。基督教神学认为，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人，每个人各具才能和天赋，这些禀赋是用来适应各自的生活、为特定目的服务的；反过来，一切运用人类才能保障人类生活秩序的正当职业都是天职，是神圣的，不分高下。在天主教和东正教教义里，天职（vocation）这一概念更侧重于履行宗教职责的意味，如成婚、参加献祭仪式、宣誓担任神职等。但是，就广义的基督教教义而言，把个人才能应用于工作、家庭生活以及各种为大众谋利益的善行，都属于响应神召、完成使命。既然个人在社会当中是否安于本分、努力劳作是衡量个人虔信的重要指标，既然个人担任凡俗职务等同于向上帝负责，那么，在基督教传统浓厚的社会，敬业问题就没有争论的余地了。所以，我们看到，即便中世纪结束，欧洲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革，不同阶层和职业之间有了流动性，人们的敬业精神依然如故，即使他的工作和个人志向大相径庭。随便举几个文坛的例子：我们也许都读过契诃夫、卡夫卡和托尔金的小说，但契诃夫的职业是医生，卡夫卡的职业是保险评估员，托尔金的职业是语文学教授。他们的职业与文学成就并行不悖，文学家的志趣和理想并不妨碍他们在或高深或平凡的岗位上敬业。

　　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的敬业传统。中国有关“敬业”的经典伦理论述，首先来自《礼记·学记》：“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意思是学生入学三年后，要考察他是否专心于学业，能否与同学和睦相处。可见，“敬业”一词最早指专心致志于学业。这是因为儒家非常重视教育和人才培养，将学生必须以严肃的态度对待学业纳入礼制的范畴。其次，《论语》里樊迟问什么是仁，孔子回答：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日常起居要态度端庄，担任工作要恭敬谨慎，和人交往要忠心诚恳。以上两点，一是求学要求，一是修身指导。儒家子弟求学和修身的终极目的指向现世——治国平天下，因此，可以说，在我国传统观念中，“敬业”的起点是对个人学业和事务的责任心，终点是对国家和天下的责任心。与西人相比较，中国人的“敬业”观念体现了梁漱溟所说的中华民族文化两大特征：其一，“理性早启”，思考人生内向求诸己而不求诸神；其二，“向上之心强”。一句话，中国人的“敬业”，精神动力正是凭个人之努力“成就大业”。

　　不过，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言，中国人的短处正从长处来。在现代社会，“敬业”大于一个人对自己事务的责任心，又小于个人对国家和天下的责任心。它要求个人安于中庸，保持一个称职的社会成员状态；要求他认同其职业所属的某个不大不小的共同体，对这个无名的共同体认真负责，同时对其他成员负责。然而，中国人缺乏社会集团生活的传统，儒家在修身齐家和治国平天下之间也没有用来过渡的训练阶段，因而，国人在团体中常显得或不安于现状，或缺乏纪律、爱散漫而不自知。同时，中国人身家观念重，用汉学家沟口雄三的话说，儒教缺乏超越于血缘关系的伦理世界，在其中难以找到作为社会人、作为职业人的自律的个人伦理，故而，中国人面对陌生社会常常过于被动、消极，在公与私问题上难以把握边界。

　　这些批评都有道理。有人或许会问：难道我们也要学西方人那样请来一个上帝，才能学会敬业吗？笔者看未必。我们敬业观念背后的精神传统与西方人有分别，是因为它是顺应中国人的生活产生的。梁漱溟先生说：“文化并非别的，乃是人类生活的样法。……所谓文明是我们在生活中的成绩品。”一个人一天的生活可以规划，一国人万代的生活是不可能设计的。再说，敬业观念的传播离不开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但敬业习惯的培养却不一定受制于某种意识传统。当代中国要解决的不是“要不要敬业”这样的思想问题，它需要加强的是实践课，是团体生活对个人的训导和个人对团体的自发认同。因此，敬业在就业中历练恐怕更靠谱。与中国文化悠久传统相比，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历史还很短，社会专业化、职业化阶层还在形成过程中。面对这一现实，不妨说，促进现代化发展本身就是对敬业精神最好的磨砺。（萧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