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不仅是人类最为重要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而且也是人类文化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人类文化最为重要的载体和阐释者。语言保存着其语言社团对世界的特有认识，保存着其语言社团的历史记忆，包含着文化创新和语言发展的基本元素与内在驱动力。故而保护语言，不仅是保护语言这一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也是在保护民族的、人类的文化资源。 

　　全世界大约有6000来种语言，据称到本世纪末将有90%的语言可能消亡，这就意味着语言所包蕴的人类文化财富，到本世纪末将要损失90%。中国的语言数目超过100种，且汉语的方言土语也数以百计，这些语言及汉语方言，是中华民族宝贵的失而不可重生的文化资源。根据世界语言濒危的大形势和中国语言生活的状况，当前中国的语言政策，不仅要“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而且还要“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

　　历史上，中国的语言学家已经做了大量的语言保护工作。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就开始进行汉语方言调查和一些民族语言的调查；50—60年代以来，进行了汉语方言的普查和大规模的民族语言调查，出版了多种方言志和少数民族语言简志。这些研究持续至今，出版了汉语方言地图集、音档及系列词典，出版了《中国的语言》及少数民族语言的词典和参考语法等。

　　过去的语言保护工作，多是语言学的目的，采用的多是语言学的视角，即把语言主要看作语言学的资源，把语言资源主要用作语言研究和语言应用的素材；对语言调查的兴趣主要集中在结构上，特别是在语音和词汇两个方面，虽然也会涉及些语法、语用和民俗的问题。语言学视角下的语言保护方式，一般是用国际音标把一种语言记录下来，然后编写词典，编写参考语法，编写教科书等等。

　　文化视角下的语言保护，不仅关注语音、词汇、语法等对语言本体的记录，更关注语言及语言表达中的各种文化现象。比如，构词理据就包含很多文化故事。在中国人的语言观念里，“箱”一般是上面开盖，较宽较低；“柜”一般是侧面开门，较窄较高。但是“冰箱”“冰柜”与我们这一语言观念恰恰相反，“冰箱”是“柜”的形象，“冰柜”是“箱”的形象。这背后有一个电冰箱发展历史及名词翻译的文化故事。

　　词语组合也包含着很多有意思的文化现象。比如现在坐火车，都是坐在车厢里面，但是却说“上火车”“我在火车上”，而说到“车厢”时则说“进车厢”“我在车厢里”。我们不会说“进火车”“我在火车里”“上车厢”“我在车厢上”。这说明我们的语言有特殊的“几何学”，我们的“语言几何”是把“火车”看作一个二维空间，把“车厢”看作一个三维空间，所以与之搭配的动词、方位词不同。

　　文化视角下的语言保护，特别重视对于文化词语的收集。比如中国南方“煲汤”厨艺，形成一个庞大的词群，这一词群展示着各种食材的文化特性，比如性热性凉，功能是补是泄，春夏秋冬的饮食适应等。再如关于疾病的词群，包括疾病名称和土单验方，也包括孩子受到惊吓如何叫魂安神等。这些其实都是中医中药的民间根基，包含着中医中药学特有的“世界观”，积淀着中国人民千万年的智慧，其中许多至今还在发挥着养生治病的功效。

　　任何一种语言都有一套套的“话套子”，约定在什么场合说什么话，怎么说话。比如见面怎么打招呼，怎样分手告别，婚丧嫁娶时的语言表达等。这些约定就是文化习俗，是说话时的“心理剧本”。参与交际者都在按照心理剧本演戏，也在按照心理剧本看戏。不合剧情，少了情节，就是违约失礼。比如道歉这种行为，一般要遵循这样的“道歉结构”：A.道歉语；B.道歉的原因；C.对失误的补偿；D.保证。比如某人把朋友的自行车骑坏了，他在还朋友自行车时应当这样说：

　　“老哥，对不起，我把你的车子给骑坏了。昨晚太黑了，路上不知道怎么有个沟，掉进去把脚蹬子给弄坏了。今儿我到修车部把脚蹬子修了修，你看还满意不？以后我借你东西可得小心点，不会再弄坏了，你放心。”

　　这段话很得体，符合四结构的道歉心理剧本，朋友会接受道歉的。骑坏自行车当然是桩小事，倘若是重大事件的道歉，不合这四结构的道歉剧本，就很难被人接受。比如某国的“二战道歉”能够被世界人民接受，获得谅解，而某国的“二战道歉”一直不能被周边国家接受，就是因为某国的二战道歉不合“道歉结构”，心不诚焉！

　　根据文化的载体形式，可以把文化分为实物文化、文献文化和口语文化。实物文化由绘画、雕塑、建筑、服饰、饮食等负载，文献文化由书面语所记录，口语文化由口语所保存。中国历来重视实物文化和文献文化，较为忽视口语文化。而口语文化最常见的是俏皮话、农谚、歌谣、故事、传说、戏曲等等，当然也包括蒙古族的《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和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这样的伟大史诗。文化视角下的语言保护，已改对口语文化轻视的传统，通过对口语文化进行系统收集，对民俗学、文化学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等对口衔接，给以了语言文化学学术支撑。

　　认真说来，农村、牧区的语言调查和保护，其实就是在保存我国的农耕文明和农牧文明。城市的语言调查和保护，保存的是当年的农商文明、工业文明和正在进行中的现代城市文明。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农耕文明、农牧文明几千年来赖以生存的乡村和牧区，正在加速变化或消亡，中国的农商文明、工业文明赖以生存的传统都市也在迅速变化。抢救、保存这些传统文明，已经时不我待。因为任何一种语言或方言的消亡，都是人类不可弥补的损失：人类因之永久失去一种不可复得的语言样品，永久失去一种不可再生的文化基因，永久失去一些不可恢复的历史记忆。

　　近些年来，关注文化的语言保护工作逐渐兴盛起来。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中国方言文化典藏”，在田野调查所得的第一手材料基础上，对房屋建筑、日常用具、服饰饮食、农工百艺、日常活动、婚育丧葬、节日以及口彩禁忌、戏剧曲艺等方言文化现象，采取抢救性的调查记录和保存保护，编辑出版了音像图文俱全的出版物。国家语委数年前展开的“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以及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展开的“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也具有语言学、文化学、政治学的多重视角。

　　文化视角下的语言保护，会带来语言调查范式等诸多方面的改变，需要引入社会语言学、人类学、民俗学的理论和方法。在采集语言文化资源时，个人隐私和民族禁忌等，都会增加调查工作的难度，因为涉及文化就会涉及关于文化的各种禁忌，这些禁忌本身也是文化。

　　切换一下视角，就是一个新视域。近些年来新视角下的语言资源保护，已出现若干重大的发展变化：

　　第一，从关注语言发展到也关注言语；第二，从关注语言发展到也关注语言文化，包括语言本身包含的文化和语言负载的口语文化；第三，从纸质保存方式发展到多媒体的保存方式，并正在探讨语言文化的网络博物馆模式；第四，从学者参与发展到政府和社会大众的共同参与，由学术活动发展为社会文化工程。

　　这些变化表明，文化视角下的语言保护，是一种值得进行的充满魅力的有益尝试，应该得到社会更多的关注和更大的支持。（作者为北京语言大学党委书记、国家语委原副主任李宇明，本文系作者根据在国际中国语言学会第24届年会的学术报告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