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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名思义,“畏”者,畏惧、害怕也,常引申为谨慎、不懈怠,是对待事物的一种恭敬态度;“伟”者,伟大、高大也,亦常引申为崇高和卓越,是一种令人钦佩敬仰的形象或状态。凡事谨慎、畏惧的人肯定比较平安,但不一定成长得很伟大,可要做事业和人生有成的伟大者则必须要懂得敬畏、有所畏惧。从这个意义来说,“畏”是造就“伟”的重要因子,是实现“伟”的重要前提和必要条件,“伟”的造就离不开有所畏惧。
纵观历史和现实中的那些取得伟大成就的伟大人物,无不是拥有“畏”的体验和品质的。汉文帝刘恒,敬畏母亲,侍奉母亲从不懈怠,在位24年,克勤克俭,使西汉社会稳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连同汉景帝时期创造了“文景之治”。司马迁敬畏真实的历史,克服身心痛苦,花了18年的“笨”功夫博览、遍访、收集、整理,才著就了博大精深的《史记》。李世民敬畏逆耳的忠言,明白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成就了唐朝帝业。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敬畏贫苦大众、敬畏民心,并常怀“赶考”心态,秉守为人民服务之宗旨,才得到国人的爱戴拥护,带领共产党人推翻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
难怪孔子说,君子当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老子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南宋朱熹说:“君子之心,常怀敬畏。”明代政治家张居正把“畏”理解为“惧”和“慎”,认为:“惧则思,思则通微;惧则慎,慎则不败”。明代学者方孝孺更是一针见血:“有所畏者,其家必齐;无所畏者,必怠其睽。”明朝道人洪应明在《菜根谭》中谈道:“自天子以至于庶人,未有无所畏惧而不亡者也。上畏天,下畏民,畏言官于一时,畏史官于后世。”历史上的这些圣贤先哲关于“畏”的警世盛言,无不为我们道出了“畏”与“伟”的关系:一个人要想成就一番伟业,或者树立起在人群中的伟大形象,必须有所遵循、有所敬畏。
但在现实生活中,总有一些人不明了“畏”与“伟”的关系,也无视“畏”与“伟”的辩证法,片面理解“无私无畏”和“艺高人胆大”,一切以自我为中心,说话毫无遮拦,做事毫无顾忌,举止毫无边界,甚至恣意妄为、无法无天。其实,“无私无畏”“艺高人胆大”是以有“畏”为先决条件的,是在知方圆、讲道德、守规矩、明法纪,心中装有他人与社会前提下的“无私无畏”,是在人生修为上的“艺高人胆大”,不然所谓的“无私无畏”就是可笑的“无知无畏”,“艺高人胆大”就是愚夫的鲁莽,其结果只会是害人害己,要么误了卿卿性命,要么招致牢狱之灾,要么为人类所不齿,哪还有什么伟大事业和崇高形象可谈。
在这个茫茫世界中,能够让我们敬畏的对象太多了,生命要敬畏,自然要敬畏,科学要敬畏,知识要敬畏,一切与我们交集的人和事都要敬畏。知道了敬畏,我们才能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应该去理、什么不应去做。知道了害怕,才会不害怕;不懂得害怕,他的一生都很可怕。内心有所畏惧的人,才会懂得尊重、把握分寸、守住道德底线、不越规矩红线、不碰法纪高压线。
人生是应当有所畏惧的,要成就“伟”的事业和“伟”的形象,更要有“畏”的意识和“畏”的践行。唯其如此,“伟”的愿望才不只是愿望,还能护佑我们平平安安、顺顺利利。 (肖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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