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观察】  

　　近年来，上海的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围绕中央和市委中心工作，坚持问题导向，虚事实做，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开展了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着力加强对公众反映强烈的不文明行为的专项整治，在城市文明建设的各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紧紧围绕贯彻落实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五大方面建设为一体的发展思路，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开展的积极探索和有益实践。

　　进入新世纪以来，尤其是在经过连续十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之后，一个适应现代生产力发展和全球经济时代的市场经济制度在我国基本得以确立，同时也初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面临着众多新情况和新问题。市场经济制度尊重私人价值，激发起人们追求个体利益目标的原始创造力，但在财富涌流的同时，也会产生资源分配不公和发展机会不均等的问题。这就迫切需要我们认识到发挥人性中固有的学习能力的重要性，懂得在实现个人利益追求的同时，如何协调好公共性关系以求共同的发展。这就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宗旨和重要性所在。

　　在西方话语体系里，“文明”一词（civilization）由“市民”一词（civil）演化而来，语意为现代文明来自市民。在现代汉语中，文明是泛指社会的一种进步状态。它和野蛮相对应，是人类发展人文水准的标志。衡量一个社会或城市的文明程度，物质硬件的发展水平固然重要，但是更为重要的是社会治理水平和人文风貌。这些被称为城市软实力的元素，其实很大程度和精神文明建设水平有关。

　　城市历来是文明的载体，而体现城市文明程度的主体是市民，是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广大民众。因此城市精神文明程度直接和市民素质以及公共管理水平有关。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世界上衡量发展的价值观经历过三次重大改变。首先，经济增长理论占上风。一般认为经济增长了，物质财富多了，社会自然也就会发达起来。但是结果发现并非如此，反而往往是经济发展了，许多社会不平等问题也冒了出来，经济增长未必带来社会进步，富裕社会里同样也有贫困群体。然后，各国就强调只有普遍满足基本需求才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需求普遍满足的发展观开始抬头，并指引各国的公共政策。大众消费、社会保障与公共福利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但是后来人们又发现，人类的需求是无限的，而地球与世界的资源是有限的。我们不能为了一代人或某些特定群体的需求，牺牲子孙后代乃至全人类的利益。单方面的经济增长和普遍满足需求带来的是资源枯竭、生态环境破坏、民粹泛起等一系列深层次的发展屏障问题，这显然是不可持续的。当代世界，各国已经把提高人的素质作为发展的第一要务，素质提高论成为衡量发展的重要指标和价值观。联合国推行的人类健康指标体系，已经把传统意义上以衡量生理健康为主的健康测评体系，扩充到同时衡量“心理健康”和“哲理健康”的指标体系。在一些发达国家，衡量社会发展的生活质量（quality of life）指标体系，也开始被解读为是测量“生命质量”的指标体系（life一词可以理解为“生活”同时也可理解为“生命”），在测定生活“短板”的质量指标中增加了许多体现人的生命价值的指标，如公益精神与志愿行为等等。所有这些转变都意味着，人们对发展的理解越来越从物质层面递进到精神层面。人的全面发展，特别是文明素质的提升已成为现代社会的共识。

　　我国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在30多年时间中，同时经历了经济增长、需求满足、人的素质提高等不同发展观的洗礼，采取了同时注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发展战略，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在人的素质提升方面，我们通过持续不断的精神文明建设，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之路。近年来，上海的精神文明建设将单位、社区、家庭等作为主要平台，以人为本、虚事实做，既通过除陋习、交通整治、新“七不”规范、诚信红黑榜等活动来划出道德建设的底线，又运用优秀传统文化、家风乡贤、志愿服务等正面引导来树立价值引领的标杆，为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注入了新内容。

　　纵观当前日益快速推进的中国城市化进展，上海通过精神文明建设，关注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弘扬、关注社会发展热点难点问题的解决、关注培育负责任有担当的现代公民，通过不断提高市民的综合素质，促进社会治理水平的全面提升，形成良好的市民素质和社会道德风气，打造城市文明的展示窗口和城市管理的软实力，并使之成为间接推动经济增长与物质财富积累的生产力，这种发展思路和做法值得肯定和推广。（卢汉龙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