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死亡，我从小就有一种莫名的恐惧。8岁那年，四伯去世，看着黑漆漆的棺木和环绕四周的白色花圈，尽管身边人来人往，心里也怕得要命。夜幕降临，我躲进邻居家的小阁楼藏了起来，吃晚饭了，听见妈妈在外面焦急地呼唤，我也不敢答应。

　　这是我第一次面对亲人的死亡。

　　2009年，疼爱我的外婆也走了。外婆走时，我就在她的身边，却并不害怕。我以为，随着年龄的增长，自己已经克服了对于死亡的恐惧。可是，几天后，当棺盖重启，亲人们要围拢过去看逝者最后一眼时，我却紧紧闭上了眼睛。

　　生老病死乃自然规律。人们对“生”欢呼雀跃，对“老、病、死”则是排斥、抗拒、畏惧。缺少生命教育，对死亡讳莫如深，这在我国既是传统也是现状。然而，死亡的话题可以回避，生命的终点却总会到来。对于临终病人而言，他们究竟需要怎样的关怀？

　　紧邻北京市朝阳区管庄村，京通快速路北，有一家创建于1987年的临终关怀医院——松堂关怀医院，其病患七成以上是被各大医院“判了死刑”的临终病人。来到松堂以后，这些病人延长了几个月甚至几年生存期的，不在少数。松堂医院每个病人平均每月4000多元的住院费用中，医疗费用仅占20%左右。“医”不再是主要手段，病人的生命却得以延长，为何？

　　11月18日，我来到松堂医院。医院面向京通快速路的大门一侧，垂柳依依，绿树掩映。走进去，亭台楼阁，环境幽雅。主楼西面围墙上，白底金字，醒目地写着：“我们要活120岁”。掀开门帘，走进主楼，先是一块巨大石雕，上刻慈眉善目的寿星公；绕过石雕，进到厅内，多幅老人和志愿者的笑脸照片，贴在墙上。一旁的活动室里，十多位病人坐着轮椅，绕成一圈，一位身穿白大褂的工作人员正在中间唱歌。

　　没有想象中的绝望与压抑，一切都那么平常而自然，我忐忑了一路的心，终于放了下来。行政护士长董伟迎了过来，这个1982年出生的姑娘，已在松堂工作了16年。“我去年统计过，经我送走的病人有8000多位。”见过了太多的生生死死，董伟说，她并未因此而麻木，却更懂得珍惜眼下的生活。

　　作为北京第一家临终关怀医院，松堂对病人主要采取姑息治疗方式，帮助他们缓解身体的不适与痛苦，极少采用插管、气切等有创方式。“几年前，有个病人，儿女跪下来求我们，一定要救救他们的爸爸。于是，我们做了插管和气管切开。病人很痛苦，坚持了大约半天时间，还是走了。”董伟说，病人子女事后很后悔，认为与其让父亲那么痛苦地离开，不如让他走得相对舒适些。

　　“其实，对于临终病人而言，‘病’不应是关注的重点，‘人’才是。而关爱一个人，最重要是关爱他的心。”董伟说。除了专业的医疗和护理团队，松堂的每一名员工，从院长到医生护士再到护理员，都在充当心理医生的角色。

　　这家医院还启动了为病人“圆梦”计划，“大到举办一场婚礼、一次演唱会，小到一件红棉袄、一台收音机，很多病人去世之前，心愿得偿，走得安心。”董伟告诉我，在松堂，那些爱管事、爱操心的病人，都有“职务”，“有‘厅长’‘组长’等，目的是让他们感到受尊重，获得存在的价值感。”

　　董伟说，对于那些意识已不甚清晰的病人，“则以激发病人的正面情绪、消除其负面情绪为原则。这时候，医护人员就像演员，病人希望你是什么角色，你就是什么角色。”

　　有一位老人，一住进松堂医院，就把院长李伟错认成她的初恋，李伟也不解释，只是顺着她，哄她开心。老人的子女对母亲的状态非常满意，觉得老人住进松堂以后“成天乐呵呵的，很幸福”。

　　志愿者是松堂医院另一群心理医生。张奶奶18岁时摔伤，已经卧床57年，来松堂也有9年了。在这里，她最喜欢见的就是志愿者，“听他们讲外面的事情，讲他们家乡的风土人情，就好像我也到了那儿一样。”

　　松堂也见证着人们对于临终关怀事业的观念变迁。松堂创建29年来，搬过7次家。1992年的那次搬家，被人视为“死人医院，晦气！”从而遇到阻挠，导致病人露宿街头，无奈搬回原址。2003年的最新一次搬家，得到数百名志愿者、热心市民、出租车司机和急救中心、公安等各方面帮助。如今，大中专学校、社会团体、知名人士在松堂资助建立了200多个爱心病房。

　　初冬的北京，落叶飘零。松堂一日，五味杂陈。从来不曾如此直面死亡问题，如此深入思考临终关怀的需要。“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诗翁泰戈尔告诉人们，生命的历程要平静而自然。然而，平静与自然，并非意味着我们无所作为、被动接受，恰恰相反，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政府、社会、个人都还有很多的事要做，很长的路要走。正如李伟所希望的那样，各方共同努力，为临终病人构建一个“社会子宫”，像母亲孕育新生命般，给即将逝去的生命以最后的温暖呵护。（杨 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