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年轻人有能力有意愿追求更高远的梦想，矢志投身科研、理论工作，才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插上翅膀

　　前不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一项测试结果显示，中国“期望进入科学相关行业从业的学生比例”为16.8%，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较大差距。而此前二三十年时间里，中国学生远比欧美学生更热爱从事科学技术工作。与“想做老板”“爱当网红”的意愿相比，曾经激励一代人的“科学家梦”悄然褪色，让我们重新思考梦想的意义。

　　观察如今的职业意愿，显性的利益、速成的途径似乎更引人关注，而隐性的价值、坚持的成长略显尴尬。刚刚荣获中央美院“哲匠奖”的范景中教授坦言，人文学科“学者的经济压力大”，尽管人文学科不像理工科那样直接创造社会财富，但人文学科“制造一种空气，看不见摸不着地影响着社会”，因此他呼吁“优秀年轻学者的年薪应该在30万元左右”，才能保证安心从事研究，不为生计所困。

　　两个例子的背后，折射着一种梦想焦虑：科研或者说学术这种“要走万里路”的职业，不再是年轻人最向往的追求，理论和思想的价值也在不同程度地“贬值”。那么，究竟是什么促动着这样的变化？

　　应该说，这首先是社会发展的结果。今天，我们随便到中小学的班级去问“你长大了想干什么”？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众口一词的“我们爱科学”不同，回答常常是五花八门：“我想做一名老师”“我想做宇航员”“我想做一名记者”……随着社会发展的多元多样，随着人生出彩的机会越来越多，孩子们的理想也越来越丰富，“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不再是屈指可数的几条励志格言之一。

　　另一方面，从国际经验看，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人们的择业取向的确有着从偏爱理工科向理工、人文均衡发展的趋势。在不少发达国家，想当工程技术人员的孩子日渐减少，而愿意从事金融、会计、法律、经济等职业的人逐渐增多。这几乎是一种共同的规律。

　　如果说这样的变化不足为意，那么需要重视的是，在这一过程中，也的确有一部分年轻人的择业观念正走向功利化、庸俗化。青年群体的观念之变，很大程度上源于环境的变化。毋庸讳言，有的家长认为不做公务员就是不务正业，不早挖“第一桶金”就是庸碌无为；有的高校教师用社会丛林法则替代知识的讲授，甚至说出“毕业后如果你赚不到4000万，就别来看我”的雷人之语；有的大学一味追求就业率，大量缩减基础性学科课程……流风所及，成长于其中的年轻人很难不受到影响。

　　鼓励献身科研、探索真理的价值观，并不是苛求每一位年轻人都投身学术、从事基础研究，而是倡导刻苦钻研、寂寞坚守、努力奋斗的精神。如果失去这些特质，青年人在追求梦想的其他道路上，一样不会成功；如果陷入“金钱就是力量”“地位才是王道”的执念，只会让思考浅薄，令生活浮躁，消解着更具价值的选择。因此，重筑科学梦想，激发学术能量，不仅要在教育层面改变思路，更要对功利化的社会风气保持警醒。调校乃至重塑走偏的价值，无疑是打开科研大门、触发理论创新的钥匙。

　　然而仅靠“情怀”去纾解科研学术的梦想焦虑，是不现实的。科学试验、理论思考向来是“持久战”，科研人员在信守“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同时，也离不开必要的物质条件作为支撑。如果“攒稿费啥时能买房”的无奈长期存在，持之以恒的研究的确难以很好地开展。去年11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分配政策的若干意见》，首次提出“允许科研人员和教师依法依规适度兼职兼薪”，就不失为正视现实、增强激励的有益尝试。

　　社会的进步，少不了多元化的职业选择。但科学发展、理论创新，依然是推动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的根本动力。在这一点上，看看牛顿、康德对西方文明的塑造，再反观孔子、老子对中华文明的奠基，就不难得出结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让年轻人有能力有意愿追求更高远的梦想，矢志投身科研、理论工作，才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插上翅膀。（彭 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