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表达文化根脉有一种说法：“三皇五帝到如今”。但近代以来，受西学东渐影响，史学被改造成“历史科学”，一切不能提供证明的说法都被看成是神话或传说，不再属于历史，三皇五帝的文化谱系就这样被终止了。不仅如此，就连夏商周三代的历史真实性也受到怀疑，激进的实证主义者声称“东周以上无历史”。然而，经过一个世纪以来的考古发掘，许多远古文化相继被发现，相当于三皇五帝时代的文化脉络逐渐清晰地呈现出来。当前，华夏何以为华夏、华夏文明是如何发生的，学界认识的深度是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无法比拟的。据此，重新认识文化大传统的理论命题被学者提了出来。所谓文化大传统，就是先于和外于文字记录的文化传统。与之相对应，文化小传统就是文字书写的文化传统。这样重新定义文化的大、小传统，能够刷新我们对文化的认知，重建一种面向未来的新文化观。

　　把握文化大传统的一个重要意义，是帮助人们较为准确地判断文化的源和流。比如，老子说“圣人被褐怀玉”，孔子认为“君子比德于玉”。圣人或君子与美玉结缘究竟起源于何时何地，过去没有人能够说清楚，也很难确定这是不是儒家和道家共同的观念。按照文化小传统即文字书写传统的知识，对于玉文化许多研究者往往感到无从下手。但是，按照文化大传统的路径，就可以大致确认玉文化的源流情况：在中国北部西辽河地区最早出现佩玉的葬俗，那是距今8000年的兴隆洼文化。随后玉文化自北向南发展，在距今5000年之际覆盖到黄河、淮河下游和长江下游地区。佩玉之人的墓葬礼俗，以北方的红山文化和南方的良渚文化为突出代表。东部的玉文化与西部的彩陶文化在陇东地区的常山下层文化时代出现相互融合的迹象，并开启了中国西部玉文化发展的先河。在常山下层文化之后出现的齐家文化中，玉礼器生产和使用才大规模铺开。在齐家文化衰亡之后，活跃在陇东地区的先周文化和周文化继承西北地区的玉礼器传统，并通过周代统治者的推崇和普及，使得华夏的礼文化与玉文化融为一体，使得有关玉的叙事频现于东周以来的古史记载中。

　　把握文化大传统的另一个重要意义，是有助于重新认识文化小传统的文字知识之所以然，甚至连汉字本身的由来问题，也能通过文化大传统中实物原型的发现，得到溯本求源的理解。比如，“王”字为什么在甲骨文和金文中被写成斧钺的形状？原来“王”这个象形字，描绘的原型就是钺，它是由史前文化中常见的工具石斧演化来的，区别在于石斧为实用性的工具或武器，玉钺是象征性的礼器。由于石多玉少，玉钺就成为社会统治者、部落首领的常见标志物，随后发展成为华夏王权的象征符号，就连清朝皇帝的龙袍上也绘有斧钺符号。可见，文化小传统的历史叙事中总是一再强调钺的问题，将其作为统治权力的象征，是因为华夏文明起源时期王者的标志物就是玉钺。

　　我们生活在文字书写的时代，个人的知识大都是通过识字和读书得来的。但也应认识到，文字的发明是距今5000年才发生的，这意味着人类所经历的绝大部分历史并不依赖文字记录而存在。就华夏文明而言，甲骨文是3000多年前的书写符号。甲骨文所代表的一套汉字系统，以象形字的符号形式出现，本来是专用于通神占卜记录的，后来经过演化和嬗变，摆脱神权意识形态的束缚，承载起记录中国历史的任务。事实上，与文字使用和普及过程相伴出现的文化断裂和文化失忆现象是客观存在的。比如，用希腊文和拉丁文教育出来的人，根本不知道有比荷马史诗或《圣经》更早的文化传统，文字的界限反而成为求知的限制。要突破这种限制，让知识向历史的深处延伸，就不能只依赖文字，而需要探寻先于文字而存在的文化遗迹，特别是考古新发现的各种文化符号物。我们要善于用“物的叙事”“图像叙事”突破文字和文献的限制，恢复和重建失落已久的文化记忆。（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讲习教授 叶舒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