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大年的生命结束了,然而,对于他的思念、关于他的思考才刚刚开始。
身处发达国家,学术出众、事业有成、家庭幸福、生活优渥,黄大年为何选择回国?弄不明白这个问题就无法真正理解黄大年。回国后,他那么珍惜时间,拼命工作;他那么喜欢教书,倾心育人;他那么淡泊名利,甘于奉献。这一切缘于什么?
“黄大年之问”或许给出了答案。
黄大年在世时,常谈起邓稼先等老一辈科学家。他曾在朋友圈提出“黄大年之问”——“看到他,你会知道怎样才能一生无悔,什么才能称之为中国脊梁。当你面临同样选择时,你是否会像他那样,义无反顾?”
毫无疑问,黄大年做到了。他像邓稼先一样,海外学成归国,也像邓稼先一样,把一切献给了他所热爱的、祖国需要的事业。从钱学森、邓稼先、李四光到黄大年,前后一甲子,两次归国潮,让两代科学家魂牵梦萦的是同一个地方——祖国,让他们毅然决然踏上归程的是同一种动力——报国。
熟悉他的清华大学副校长施一公这样评价,“大年是一个具有极其强烈的报国理想和报国冲动的人”。这种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情怀,是流淌在中华文化血脉里生生不息的基因,是打开黄大年精神世界的钥匙。“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我从未和祖国分开过,只要祖国需要,我必全力以赴!”“我要是不行了,请把我的电脑交给国家,里面的研究资料很重要。”黄大年把个人的“小我”完全融入了国家、社会的“大我”,用“小我”助力“大我”,以“大我”实现“小我”,在地球物理学领域纵情拼搏,在时代的浪潮里弄潮起舞。
有些人怕他,有些人不喜欢他。黄大年不能忍受工作随意拖沓,人浮于事,碰到这种情况,他会发火。有人找他争取经费,他直言“我没有对手,也没有朋友,只有国家利益”,甚至连自己所在的大学和学院也没有多得一分钱。在黄大年的急躁和“不近人情”面前,究竟孰是孰非,不难判别。只是我们对拖沓和人情习以为常,遇到像黄大年这样较真的,反倒不习惯了。
这样的情况并不只在黄大年身上发生。我们该反思,怎样学习留学人员的好做法,使相关工作规范高效。这样的反思和跟进,有时是对黄大年们爱国情怀的最好回应。很多留学人员,爱国归国报国,最看重的不是生活条件、物质待遇,而是工作环境,他们是真心想把一生所学献给国家。当国家宏观政策越来越吸引留学人员归来时,中观和微观层面,要保证宏观政策不走形、不变样,使留学人员愿意留下来大显身手,尽情展现爱国情怀。
父母临终时,留给黄大年的是同一句话:你是有祖国的人。而今,他足以坦然面谒双亲。他出色地回答了自己提出的“黄大年之问”,把心有大我、至诚报国挥洒得淋漓尽致。在黄大年身上,我们再一次看到崇高的情怀,一桩桩,一件件,细微而感人。
凝思黄大年,思及深处,是对自己心灵的叩问审视。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不管从事什么工作,在各人的岗位上,哪怕平凡,也始终爱岗敬业,永远恪尽职守,把属于自己的那份工作做得好一些、再好一些。无数个你我,汇集起来,奔腾向前,用同样的中国心,拥抱同样的中国梦。(作者:李宗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