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诗歌，我们发现，现在有些诗不光读者读不懂，连评论家也读不懂。有人说，读不懂的诗，未必就不是好诗。但是笔者认为，真正的好诗，应该让更多受众能够产生情感的共鸣。纵览古今，不管是古代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还是现当代诗人艾青、贺敬之、臧克家等，这些诗歌名家的作品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便是好读、好听、好记、好懂。

　　著名诗人、翻译家黄灿然著有诗集《我的灵魂》《奇迹集》《发现集》等，译有《卡瓦菲斯诗集》《巴列霍诗选》《一只狼在放哨——阿巴斯诗集》等。他曾写过一篇文章《在两大传统的阴影下》，文中透彻解读了诗人所面临的困境，至今仍不过时。黄灿然非常清楚地懂得诗人面对什么样的历史和传统、文化和时代、世界和自我，他也特别清醒地意识到诗人应该怎么写、写什么、为谁写，“我的诗也要能打动那些不读诗的人”。

　　除了所谓理想读者如诗人、批评家、学者，黄灿然也注重与普通读者的情感沟通。在他的写作“野心”之下，这样的读者不仅存在于现在，也存在于未来，为此他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做好了长足的准备。黄灿然《在两大传统的阴影下》写道：“诗人需要重新铸造语言——准确的、清晰的、坚硬的、实在的、丰富的、深刻的语言，活生生的语言。”有评论者指出，黄灿然“将词语置入，并寻得通往事物深处的路径，诗人运用独特的语言缔造了一个爱与善的文学世界”。诗人、评论家和翻译家的多重身份，使黄灿然比其他人在对世界的审视与勘探的层面，获得了更为清晰的凝视和更加深刻的理解。于是我们发现，在他的诗歌语言里，牵连着一道与受众心灵沟通的词语链条。

　　可见，诗人要建构自我乃至大众的精神家园，就要思考一个问题，换一个写法，不能把诗歌当成自己的世外桃源。从写作资源来说，要与传统沟通，结合现代思潮，把诗写得富有自然意趣。现在不少诗人长久居住在拥挤繁华的都市，已经没有多少诗意灵感。像黄灿然那样能够走出城市，去往深圳洞背村居住，实属难能可贵。他说：“我来洞背之前没有预设想法，我很想体验一下中国目前在经历的改革变化，但我不用去到什么很远的地方……来到这里，我就可以通过洞背村这么一个角落，一个小地方的变化，窥探到整个中国的变化。这种变化带来的震撼是十分直观的。这些对于某些人来说是不太舒服的体验，但对我的诗歌创作却是一种幸运的启发。”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是诗人把诗写好的一个重要条件。只有灵魂与诗一同被解放，好诗才有望来到人间。诗，就像生活中的一杯清茶、一朵野花，静静地潜在寻常岁月里，等待诗人的发现。正是这种诗人与日常的交织融汇，才使得诗歌所描绘出的自然风情和当代景观，有尺度，有节奏，有质地，也有乐感，形成了这种由偶然性生发出的凸显必然性的魅力乐章。当代诗人应该像白居易一样善于描写日常，像印象派艺术家一样捕捉光线的变化和风景，像马勒和巴赫一样弹奏化腐朽为神奇的美妙乐章。

　　天意君应会，人间要好诗。诗歌，就是要深刻体现与受众心灵相通的善美之德，贯穿仁爱、平等、利他的精神。这是诗歌得以与受众紧密联系的关键之处。无论书写人、动物，还是描摹花草、树木，都能妙趣横生，富有哲思，从而彰显出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诗人借助于花草树木、日月星辰、大地天空甚至“盛夏里的暖冬”，赋予它们相应的人格能量与人类情感密语，将人类生活、人类情感融入其中，从而让自己的诗作兼具私密性与公共性。其实，在诗歌阅读选择上，读者更需要通俗与深奥相结合的诗作，这些诗作揭示生存的意义并给心灵以启悟和抚慰，好诗的创作理应如此。

　　诗歌写作不应只是满足于自我欣赏，而应该也为他人带去慰藉和力量。诗人的真意、善意和美意，都来自内心对文学愿景、诗歌愿景的尊重与期待，以及对真理的捍卫。诗人的敏识和承担，始终应该秉持为受众服务的原则和思想。这种弥足珍贵的价值向度，应该在诗人创作实践与理论总结的基础上，得到更为具体的深化与印证。唯其如此，诗歌才能够拥有更加坚实开阔的质地，诗人也才能在现实这片热土上，始终保持一颗激情而纯净的诗心，进而以个体的视角，听从内心的召唤，以充满艺术张力的笔触，抒写生命存在状态和当下生活风貌。其诗作也才可能呈现或清新幽婉或豪迈阳刚的美学风格，散发出直透灵魂的热量，彰显出宽厚博大的悲悯情怀，从而收获更多关注，引发更多共鸣。（周思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