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是我们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传家宝。群众路线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逐渐形成的重要思想,精确回答了党“为了谁”“依靠谁”“如何正确领导人民”的基本问题。今天,我们纪念毛泽东,就要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在新时代坚持和运用好党的群众路线,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一切依靠最广大群众力量去解决问题”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的长期实践中,逐步形成、丰富和完善了群众路线思想,并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取得了进一步发展。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高度重视群众工作。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明确指出,“我们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1928年,李立三在同江浙地区党的负责人谈话时,首次使用了“群众路线”这一概念。1929年,周恩来在著名的《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中指出,红军的工作要“经过群众路线”“由群众路线去找出路”。
毛泽东在领导红军的实践中,逐步探索形成了对群众工作的认识和具体开展方法。他在这一时期的一系列文章、讲话和指示中比较多地阐释和强调了深入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相信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关心群众的问题。上井冈山两个月,毛泽东总结攻打茶陵后群众工作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工农革命军应当担负的三大任务: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做群众工作。1929年12月,毛泽东在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旗帜鲜明地指出:“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这项决议在红军第四军及其他各部红军中先后施行,使得中国红军完全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指出,党的正确的斗争策略是在群众的斗争中产生的,因此必须要“时时进行实际调查”。他大声疾呼:“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并身体力行,开展了一系列调查研究,形成了《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一系列调查报告。
中央革命根据地形成后,面临的重要问题是如何取得人民拥护,动员人民进行战争,战胜蒋介石的“围剿”。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作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报告,指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这些认识清晰地表明,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在实践中日趋成熟。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不断完善和成熟。他提出并系统地阐发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方法。
1938年,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明确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强调要用“广泛的热烈的政治动员”,唤醒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从而取得最终的胜利。在《抗战十五个月的总结》中,毛泽东强调:“依靠民众则一切困难能够克服,任何强敌能够战胜,离开民众则将一事无成。”在敌后游击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尤其依赖根据地人民群众的支持,因此毛泽东指示“一切依靠最广大群众力量去解决问题”。
根据地的实践探索也为群众路线的成熟提供了养料。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员在民众运动中,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说明了共产党人应当如何处理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如何处理个人利益同人民群众利益的关系。在讨论边区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时,毛泽东提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提出了文艺要为人民大众服务的观点。
通过长期的实践和总结,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逐渐成熟。1943年6月,他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总结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领导方法,即“一般和个别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并正式提出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和《愚公移山》闭幕词中着重阐释了群众路线,标志着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的成熟。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专门论述了毛泽东关于群众路线的思想。他指出,我们党之所以获得伟大的成就,就“在于坚持地实行了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原则”。党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也是我们党的根本的组织路线”。
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成为一个必须解答的问题。1956年召开的党的八大,对党的群众路线进行了完善,集中体现在八大通过的党章和邓小平的报告中。八大通过的党章要求,“必须不断地发扬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的传统”。邓小平解释说:“什么是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呢?简单地说来,它包含两方面的意义:在一方面,它认为人民群众必须自己解放自己;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群众服务;党对于人民群众的领导作用,就是正确地给人民群众指出斗争的方向,帮助人民群众自己动手,争取和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因此,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和依靠群众,而不能脱离群众,不能站在群众之上;每一个党员必须养成为人民服务、向群众负责、遇事同群众商量和同群众共甘苦的工作作风。在另一方面,它认为党的领导工作能否保持正确,决定于它能否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这个论述用“群众路线”这个总的概念和大的范畴,把党的群众观点和党领导群众工作的方法两个方面进行了统一,使群众路线的内涵更明确、内容更丰富、表述更完整。
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对群众路线有了进一步的认识。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指出,民主集中制的方法是一个群众路线的方法。先民主,后集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同群众相结合。创造性地将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统一起来。同时,毛泽东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贪图享乐和铺张浪费等现象进行了猛烈的批评,认为这些现象是严重的脱离群众。
“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高度概括了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那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句话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同时从四个方面分别概括了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的主要内容。
群众路线本质上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基本原理。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949年,他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中豪迈地宣布,“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这些认识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对人民群众力量的深刻认识与高度信任,因而党的工作必须“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并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推动各项事业前进。
群众路线也包含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与方法论。1943年,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明确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这段论述实际上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它清晰地说明,“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既是我们深化认识的必经之路,又是我们正确实践的不二法门。
“一切为了群众”强调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1942年,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指出:“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1945年,他在党的七大上进一步强调:“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党的七大首次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具有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精神”。这些论述和规定表明,要实现“一切为了人民”,就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一切依靠群众”强调党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实现历史使命。毛泽东指出:“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抗日战争时期,他说:“我们不相信不要广大人民的力量,能够轻轻巧巧地打败日本”,要“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解放战争时期,他指示东北局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时强调,“如果我们紧紧依靠群众,我们就将战胜一切困难,一步一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新中国成立后,他再次强调,“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认为无产阶级的事业只能依靠人民群众”。中国共产党正是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才取得了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一切依靠群众,是党取得成功的经验总结。
“从群众中来”强调党应当倾听群众呼声、汇集群众智慧。1944年,毛泽东在同英国记者斯坦因谈话时讲道:“如果党的领导者真正是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工作……那末他们听取群众意见的机会是非常多的。我们十分注意倾听人民的意见。”“此外还有一种方法”,就是进行调查研究,“得出具体结论,以求得必要的工作改进”。群众的呼声,反映了群众的需要和愿望;而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此,党组织必须密切联系群众。“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毛泽东多次强调,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要甘当群众的小学生,要虚心向群众学习,“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
“到群众中去”强调党应当如何更好地领导群众。毛泽东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他强调,“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革命的政治家们……他们的任务在于把群众政治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加以提炼,再使之回到群众中去,为群众所接受,所实践”。马克思曾经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从群众中来”的认识、政策和理论,只有“到群众中去”,才能转化成改变世界的磅礴伟力。做到这一点,才能使党的领导落到实处;实现“一来一去”的循环,才能使党的领导始终正确。
“天天讲群众路线”
1948年,毛泽东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说:“我党二十几年来,天天做群众工作,近十几年来,天天讲群众路线。”他不仅创立了党的群众路线理论,而且终生坚持群众路线。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
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来源于人民群众、植根于人民群众,也势必要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否则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毛泽东强调,共产党人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1941年至1942年间,由于日寇加紧了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加之国民党政府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边区一度陷入严重的经济困难之中,群众支持边区政府的负担很重。为了应对这一局面,减轻人民群众的负担,党中央一方面开展大生产运动,另一方面实行精兵简政,主动精简机构、人员,边区政府内部机构裁并了1/4,直属机关从35个减少至22个,极大地减轻了边区人民群众的负担,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这正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生动写照。因为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所以必须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不断在工作中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毛泽东是开展调查研究的一把好手。在学生时代,他曾和同学一起,身无分文地在一个月左右时间徒步游历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等地,对这些地方的风土人情有了广泛了解和深刻体会。他将调查研究形象地比作“解剖麻雀”,指出:“要从个别问题深入,深入解剖一个麻雀,了解一处地方或一个问题”,“往后调查别处地方或别个问题,你就容易找到门路”。《中国佃农生活举例》是毛泽东留下的最早一篇比较完整的调查报告,采用的就是解剖典型的方法。在这次调查中,他详实地了解了壮年佃农张连初的生产生活情况。通过这些细致周到的调查,毛泽东得出了中国佃农被迫离开土地成为兵匪游民的真正原因。我们在今天开展调查研究,仍然要学习毛泽东的态度和方法,贴近群众、了解群众,坚持问题导向,坚持实事求是,不断提高决策的科学性。
1938年8月22日,毛泽东到中央党校作了《当学生,当先生,当战争领导者》的演讲,其中谈道,“在实际斗争中,在工作中,尤其要老老实实当学生”,不仅要“向工人学,向农民学,向知识分子学”,还要“向资本家学”,“向土豪劣绅学”,甚至“向日本帝国主义学”,做到知己知彼。共产党员在当学生的同时还要当先生,“从老百姓处学习,造成你们的东西,再去教老百姓,不断地教老百姓”,倘若能够诲人不倦,不断地教育人家,团结干部,则中国人民“用不了多少时间就可以团结起来”。当学生、当先生,目的是当好战争的领导者,使“中国的独立自由到手”。这个演讲实际上反映了毛泽东的领导艺术。只有当好学生,广泛地学习,向群众学习、向书本学习、向实践学习,才能提高领导水平;只有当好先生,善于做宣传教育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才能更好地团结群众、发动群众,凝聚起群众的力量;只有当好领导者,敢于担当、勇于负责,才能不负人民重托,不断地实现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是我们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传家宝。”我们学习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归根结底是要将他的这一思想付诸实践、落在实处,从而更好地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凝聚起广大人民群众的磅礴伟力。(唐蕊 何赟超/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