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文化思想对新时代文化建设作了全面阐述，既有文化理论上的创新突破，又有文化工作上的布局部署，是一个明理达用、体用贯通的科学体系，蕴含一系列重大创新观点，包括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十二个方面。其中，关于文化主体性、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坚持“两个结合”等，体现着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系的民族性、世界性和发展性，是具有原创性、标识性的范畴，在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系中具有支撑性功能和作用，具有基础性逻辑和原理。
文化主体性托起中华民族行稳致远
文化主体性，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华文化发展关键时期提出的关键性概念。一般来说，文化主体性是指一个群体、民族、国家对自身历史文化的认知、认同，对自身文化内容形式和发展方向自主决定的愿望、能力。独立性、自主性、选择性和创造性构成文化主体性的本质属性，构成确保文化传承延续、自我再造的内在功能，构成确保文化不被他者文化支配、改变模式、同化取代的防御机制。
我们的文化主体性有赖于对中华民族历史和文化的自信。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跨越几千年的中华史学传统从未终止，从《尚书》《春秋》到《清史稿》使用同一种文字，它们记载著祖先的生产生活、精神活动，民族融合与文化变迁，它们见证著中华民族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中国的和而不同、厚德载物，刚健自强、生生不息，整体把握、辩证思维等文化精神特质，不仅体现在当代中国人民的人格特色和精神风貌里，也能从一部部原典中找到基因。就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为什么中华民族能够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顽强生存和不断发展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民族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中华文化的连续性，有力证明中华文化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和旺盛生命力。
我们的文化主体性有赖于百年来我们的党和国家，紧紧依靠中国人民掌握了历史主动。这种历史主动既体现在经济上、政治上，也体现在精神上，具体表现为具有文化自信和独立自主精神。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欺凌，逐步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文化自信、国民自信受到极大戕害。但在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觉醒了的中国先进分子与中国人民，历史地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找到了先进的主义作为旗帜，找到了坚实可靠的革命领导力量，精神上由完全的被动向主动转变。在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引领中国人民，坚持走自己的路，赢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坚持走自己的路，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成功实行改革开放，开辟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康庄大道，已经完全实现政治、经济，包括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当代中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已经成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成为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政治上的主心骨、思想上的定盘星、行动上的指南针。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引领下，在坚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三种文化形态相统一中，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精神、奋斗精神、团结精神、梦想精神得到发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取得历史性成就，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传播弘扬，围绕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等方面，展现出更大的战略主动和创新空间。
文明交流互鉴共筑人类文明百花园
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标识性概念，文明交流互鉴有著深刻的内涵，体现著民族性和世界性的内在肌理，蕴含著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人类文明观。这一文明观坚持文明多样性，强调文明是多彩的，人类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这一文明观坚持各种人类文明在价值上是平等的，强调世界上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明，也不存在一无是处的文明，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这一文明观坚持文明的包容性，强调一切文明成果都值得尊重，一切文明成果都要珍惜。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就可以实现文明和谐。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3月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系统阐释了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的中国主张，进一步丰富发展了上述人类文明观。
从世界历史的维度看，文明交流互鉴的中国主张顺应和引领了世界进步潮流。几百年前，西欧资产阶级用坚船利炮打开此前各个孤立存在的民族大门，鼓吹“文明等级论”，无情地改变和摧毁许多民族的文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危机和社会主义的兴起，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普遍觉醒，民族独立和文化复兴成为他们的强烈追求。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政府始终站在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一边，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赢得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热烈拥护。当今世界，全球联为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形成命运相依的共同体。但逆全球化的思想、冷战思潮、零和博弈思维依然大行其道，“文明冲突论”甚嚣尘上，美国前国务卿布林肯的“餐桌理论”表达着赤裸裸的霸权逻辑，这一切与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格格不入。全球文明倡议的提出，既是对这股文化逆流的对冲，也引领全球进步之士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共同点燃文明交流互鉴的智慧之灯。
从中国的历史来看，文明交流互鉴既给中华文明以营养，又推动各国文明共同进步。异质文明、有地域和时间差别的文明交流碰撞，往往催生文明的突破和升华。著名的案例如佛教东传中土，对整个中国文化起了巨大的启迪作用，而后的千余年间，中国人将佛教哲学中国化、发扬光大，使之从中国传入东北亚、东南亚。同时，在漫长岁月里，中华文明又以“四大发明”等对欧洲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发生著重要影响。正如阎学通等在《中国崛起——国际环境评估》一书中所说，“即使近代中国在相当长时期内国弱民贫而成为西方列强掠夺的对象，中国传统文化依然在近代科学的发展中留有自己的烙印”。李约瑟在上世纪70年代曾断言，“今天保留下来的各个时代的中国文化、中国传统、中国社会的精神气质和中国人的人事事务，在许多方面，将对日后指引人类世界作出十分重要的贡献”。这充分表明，中华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
今天，我们要坚定地走文明交流互鉴之路，著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著力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学习借鉴，以更加充满活力的文明成果贡献给世界。
以“两个结合”推动中华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
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成为习近平文化思想成熟的重要标志，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原创性重大理论贡献。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深刻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照亮了人类探索社会进步规律、追求自身解放的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从《共产党宣言》发表到今天，170年过去了，人类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马克思主义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来说仍然是完全正确的。坚持“两个结合”，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魂脉”，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和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指导我们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不断开辟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天地。
深刻认识“两个结合”的内在机理与历史经验。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他们的后继者们根据时代、国情、实践、认识发展而发展的历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在与时俱进中推进、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在解决时代课题中造就理论的丰碑。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和照搬俄国革命的经验，没有充分考虑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特点，使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毛泽东创造性地回答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百年来，几代中国共产党人不懈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在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实践一次次昭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深刻认识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成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产生的时间、历史文化条件有很大的不同，却有著内在的相融相通。从使命追求看，共产主义和全人类的自由解放的理想与“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愿景高度契合。从思维方式看，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与阴阳平衡、祸福相依等朴素辩证思维高度契合。从行为方式看，认识来自实践又能动地作用于实践、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与经世致用、知行合一高度契合。人类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中非命运共同体等伟大愿景，经过马克思主义关于共同体思想的点化，对民胞物与、协和万邦、“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等实现了超越和升华。生态兴则文明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观点与学说，在解决我国紧迫的生态环境问题过程中，经过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生态观的激发，实现了对“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等中国智慧的集成和超越。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路线，更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是历史创造者与“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治国之道，富民为始”等相结合而形成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思想精华。“两个结合”相互契合、相互成就，筑牢了道路根基，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
坚持“两个结合”的辩证统一。“第一个结合”是我们党一直强调并坚持的，是我们党的事业不断发展壮大的密码。“第二个结合”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理论创新命题，与“第一个结合”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长期以来，“第二个结合”包含在“第一个结合”当中，“中国具体实际”有机地蕴藉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体强调、一体实践，发挥著重要作用。“第二个结合”从 “第一个结合”当中独立出来，显示拓展中国道路、创新中国制度的时代呼唤，显示发展中国理论、厚植中国精神的紧迫需要，认识论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方法论的意涵和价值更加凸显。我们在全面挖掘、转化创新5，000多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上，要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发挥“第二个结合”思想武器作用，把握好“两个结合”的辩证统一，绝不能搞简单化、片面性。要从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深刻把握具有5，000多年历史的中华文明的本质特征，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和独特优势。要从“两个结合”对道路、理论和制度的有力作用的高度，深刻理解正是在“两个结合”指引下，我们成功开辟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增强贯彻“两个结合”的自觉性、坚定性。
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新形态。只要我们始终坚持“两个结合”，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着眼当前的主要矛盾统一起来，围绕中国式现代化推进理论创新、文化创新和各方面的创新，就一定能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群众基础，以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愿景和实际成效，激发亿万群众的创意创新创造精神，不断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使中华文明重焕荣光。（汤恒/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