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今天的访谈我给您设置了几个关键词。这些关键词都和您的身份、职业、经历有关。我把决定权交给您，今天您选哪个关键词，咱们就聊哪个话题，您觉得怎么样？

　　周福德：好，我选“互联网+医疗”。

　　记者：这是一个很时尚的话题。据我所知，您在好大夫在线上进行了注册，是哪年注册的？从注册至今一直坚持着做么？

　　周福德：2008年3月4号注册的。已经十年了，尽量会保证24小时之内回复患者问题。

　　记者：因为您平时门诊量也已经很大了，您怎么想到当初用互联网这样一种方式，去为患者提供服务的？

　　周福德：基于一些患者反馈的信息。有一次在门诊看病，患者跟我说：“周大夫，你在网上好评如潮。”我说：“是吗，在哪里？”他就告诉我，在“好大夫在线”。我上网一看，已经有几十篇感谢信了。病人感谢我，说周大夫尽职尽责，是一位医术精湛的医生。于是我就注册了，想通过互联网提供医疗服务。

　　我觉得可以为患者提供四个方面的方便：

　　第一，避免患者的盲目就诊。比如说患者在当地，体检发现有个小问题，如单纯血尿。有时候，患者会想要来北京看病，给我提出咨询的申请。我回复：你这种情况的患者，在当地看就可以了。这样就避免了盲目就诊，既节省了时间，也节省了费用。

　　第二，可以事先了解患者病情，进行急慢分治。肾内科急症，我们会尽快安排住院。比如说急性肾衰竭，通过好大夫在线，我们了解这个情况，会尽快安排门诊和住院。再比如慢性肾脏病，通过好大夫在线，我们可以让患者按照我们的要求进行预约门诊，约好后再来看病。

　　第三，作为我们在诊间沟通不足的补充。我们看病只有十分钟左右，患者可能还有好多问题想问，医生却没有时间回答。病人离开之后，可以通过好大夫在线，把问题提出来。我下班以后再回复。这样作为我们诊间沟通不足的补充，可以避免误解，改善医患关系。

　　第四，患者在互联网上提前给我提供一些资料，患者来看病的时候，我已经提前了解他的情况了，这样会提高我的看病效率。我为什么看病那么快，就源于有互联网，我们事先做了沟通。医疗事业插上互联网的翅膀，对我们看病还是很有帮助的。

　　记者：那咱们再来选一个话题。

　　周福德：第二个话题选“医患关系”。

　　记者：这是一个大家普遍关注的一个话题，也是一个相对比较敏感的话题。医患关系其实一直或多或少都存在。我国当前的医患关系现状您觉得是怎么样的？

　　周福德：医患之间矛盾的发生率不是很高，近几年有下降趋势。就我们科而言，北大医院肾内科已经连续五年没有医疗纠纷投诉。

　　记者：零纠纷，怎么做到的？

　　周福德：通过改善四个方面的服务来做到零纠纷。第一，“三声”服务，即来有迎声，问有答声，走有送声。

　　第二，“首问负责制”，即患者到医院问到一个工作人员，不需要再问第二个人，就能获得所需信息。

　　第三，加强重点环节的管理。比如周五晚上、周末、节假日。在这个时间段医院的各科主治医生，有可能会外出参加学术会议、会诊，造成医院主治医生不足的情况。这时，我就会到病房。周五下午、晚上到病房看患者，了解重患者情况、新患者的病情。周六，病房的主治医生以上的大夫，要到病房查房。周日，我和医疗主任都要到病房查房，查看重病人。这样，在可能的薄弱环节，我们会及时安排大大夫去看患者，患者很安全。

　　第四，我们制定了电话随访制度，在病人出院一个礼拜之内，他的主管大夫必须给病人或家属打个电话，重点做两项核实。一是核对用药。患者出院医嘱写了用药，病人不一定懂。我们核对一下，避免用错药，保证安全。二是叮嘱病人，让他按照医院要求的时间来复诊。病人出院以后，如果接到三级甲等医院主管大夫的电话，应该会很感动。做了这四项改进之后，我们的医患关系有了显著的改善，那咱们再聊下一个话题。

　　记者：好的，那聊哪一个呢？

　　周福德：聊“援疆”吧。

　　记者：好。近期我也知道，您写了一篇文章，叫《援疆十周年》。援疆具体时间是哪年到哪年？

　　周福德：2008年到2010年，一年半的时间。

　　记者：您从医时间有将近30年，可以说这一年半在您整个从医生涯中不算长。这段相对短暂的经历，对您来讲，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呢？

　　周福德：我去那里的时候，肾内科刚刚起步。当时只有两台透析机。你要知道一个大的医院，它的透析机至少有十台以上，而那里只有两台。医生也很少，主治医生正好赶上休假，所以我既当院长，又当主任，很辛苦。在那里的收获，就是积累了很宝贵的工作经验，即便在艰苦的条件下也能够开展工作。在那里就我一人，等我离开时，肾内科的血液透析室已经成为当地血液透析从业人员的培训基地，透析机有了十台，现在已经有二十几台了。如今，它的肾内科已经独立，有很好的团队。

　　记得印象非常深的是，2009年我在乌鲁木齐工作，哈密的一个产妇发生了意外事件：她生完孩子突然无尿昏迷，住在重症监护室。医院请我去会诊，我会诊了两次，诊断为：溶血性尿毒症综合征。这种症状需要立即做血浆置换，可当时当地又没有机器，怎么办呢？也得做！我就用我的双手给病人做了血浆置换。

　　现在这项工作都是用机器做，很少会用那样的办法。当时我做了两次，她脱离了危险，病情开始出现好转，这是我们当时渡过的第一关。稍微好转以后，家属提出一个要求：“这儿距离乌鲁木齐六百公里，能不能转到你的兵团医院？”当时患者昏迷，又发着高烧，这时病人转院是有危险的，飞机转运、火车转运都不太现实。于是，我就安排了一辆救护车，到哈密来接这个病人。救护车派了一个医生，一个护士。六百公里转运这样的患者，危险相当大，要知道患者当时那样的情况即便在一个城市内转运都可能死亡。权衡再三，最终我们还是决定铤而走险。我们连同司机一共四个人，拉着病人和家属，就从哈密出发了。一路上，从吐鲁番到乌鲁木齐有一段十公里风区，当天风区风力达到十级，把车吹得摇摇欲坠，车进到乌鲁木齐后又遇到下大雪，我们请来交警帮着疏导，六个小时的路走了八个小时。到兵团医院的时候，病人已经奄奄一息。最后，我们还是把她救活了。她不能说话，一直昏迷，经过两个月的救治，渐渐地才清醒过来，恢复了说话和站立，两个月后出院，重返了工作岗位。

　　在新疆工作期间，我周围都是一批其他科的专家。在新疆兵团，同期去的三百多名援友，他们有丰富的管理经验，我们相互之间的沟通交流，也丰富了我的知识，让我的能力得到提高。

　　通过援疆，我也学到了当地医院的管理经验。兵团人身上那种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奉献、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精神，也让我学到了很多。同时，我也看到祖国的变化，一九五几年部队才十七万多人口，现在人口已经有两百多万了。在戈壁上建城市很不容易，兵团不与民争利，把沙漠变成绿洲，为国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记者：那咱们再聊下一个话题，看一看，咱们聊点什么呢？

　　周福德：聊“中国好人”。

　　记者：好的，中国好人是您的身份之一，我们也知道5月份，您是以中国好人代表的身份去到延安，参加了“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十年回顾”的系列活动。同时您也到了梁家河去参观学习。这次的学习经历，对您有什么感触？

　　周福德：这次感触非常深刻。首先，我感到很荣幸，作为2014年1000多位好人代表、作为北京市的唯一一位好人代表参加这次会议。到当地去，其实就是接受教育。特别是去梁家河的时候，我感触最深刻的就是，共产党人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民做事。还有，我看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老百姓的情怀。比如我看《梁家河》那本书里面讲到，习近平总书记当年的一个老乡得了骨髓炎，没有钱治病，当地又治不好。习近平总书记当时正在福州工作，给他出了五百块钱路费，让他去福州治病，还亲自出了几万块钱把病治好了，非常感人。

　　记者：看您的名字特别好，周福德，有福又有德。所以很多人也评价您是“种德收福的好医生”，那您怎么看待医生这个职业的呢？

　　周福德：我觉得医生是一个非常高尚的职业。在2013年，我根据过去二十三年的临床经历写了一篇文章，回答了这个问题——做医生是为什么。我在文章中提到做医生就是为了信仰。做医生是一种信仰，这种信仰分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基于使命感的那种成就感、快乐感。我们做医生，在工作中能够体会到快乐，体会到成就感。第二层信仰，是责任感。医生的责任感是救死扶伤，医生的职业精神有四句话：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第三层信仰：做医生是积德，这是我们的最高信仰。做医生从来不是为了追求物质利益，而是为了我们这份职业信仰做积德的事。所以我觉得守得住这种信仰，也真正体现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记者：那咱们再来选最后一个关键词，您看看，把最后一个机会留给谁呢？

　　周福德：留给新时代，我选“健康中国”。

　　记者：在十九大报告当中，也明确提出了实施健康中国战略。那如果让您给健康中国做一幅画像的话，您认为健康中国的状态应该是什么样的？

　　周福德：我想象当中健康中国的画像，首先生态环境应该是绿色的，没有空气污染，或空气污染得到很好的控制，“绿水青山”“蓝天白云”这样的一个生态环境。另外，有一个比较好的医患环境：医患之间相互感恩，医患之间相互和谐。另外我们有一个完善的健康保障体系，有一个国家完善的医保支付制度，多种社会救助的一个渠道，还有一些药物的保障体系。这样一个完善的体系下，从新生儿到老年人，全方位全程地进行健康管理。出生时，优生；孩子成长过程中，进行疾病的预防，治未病，以预防为主；生病以后，及时救治，早诊断、早治疗、早康复。这个康复中西医并重，但这里头再加点人文关怀，人文关怀是非常重要的，我强调就是，医生要对患者多给予安慰，安慰也是一种治疗，安慰也能起到作用。这种安慰我认为，最初来自于我们中医的理念，所以在健康中国这个大框架下，我再画一个图，多加点人文关怀，最后到老年了，老年要老有所养、对医养结合。这就是我们健康中国的一个蓝图。

　　记者：很美好。其实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们国家在医疗卫生事业方面也有了很大的变化，有了很大的发展和进步。哪些方面的变化对您来讲是印象最深的或者让您感触最深的呢？

　　周福德：感触最深的有几点。第一点，这么多年，医生的经验增多了，诊治效率提高了，现在北大医院肾内科的平均住院日十天左右，相比27年前的平均住院日二十几天，效率提高了一倍以上。第二点，治疗手段多了，二十年以前只有激素、环林酰胺等药，现在出了很多新药，比如一些肾脏病病人，可以选择不用让人胖、骨头坏、副作用很大的激素药物。第三点，一些传统技术得到了改良。就血液透析而言，以前是低酮量透析，现在是高级别、高酮量透析。血液净化、血浆置换的手段也发生了变化，以往做的频率不高，现在则更加规范。

　　如今，中国的医保政策更加完善了。在二十几年以前，得尿毒症的病人多数不能接受透析，原因是他没有医保，得自费。那时候病人一年花十万，很多病人做不起透析，死了。如今，这样的情况没有了，因为几乎所有的病人都有医保。对于血液透析而言，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费用，都是由国家承担的。剩下的百分之十，对他们来讲，负担就不是很重了。所以全民健康是我们国家实现富强、实现两个中国梦的基础。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奔小康。

　　记者：再次感谢您今天给我们讲了这么多精彩的故事，我们也从您的讲述当中，一方面体会到了您的仁心和仁术，更重要的是也了解了我们国家这些年来在医疗卫生事业方面的发展和变化。再次感谢您！（记者：路弘 责编：陶恒 王楠 监制：刘鲲鹏 摄像：林和 赵洋 编导/剪辑：高晟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