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5日，在40年老同事子女的婚礼上，韩亚文喝醉了。席间，有人问她这些年咋过来的；还有人说，从电视里看到她在做志愿者，“就想哭”。

　　韩亚文想了想，40年中，没有再比1976年7月28日晚更难的时候了。

　　那一晚，她站在唐山的雨夜里，“特别大、特别大的雨”冲刷着不远处埋着父母和爷爷奶奶的废墟。

　　17岁的她光着脚，穿着裤衩背心，身上裹着一件大人衣服，失魂落魄。

　　“怎么活呢？”

　　这是4204个地震孤儿在40年前都曾面临的问题。

　　一则2001年媒体的公开报道显示，这些地震孤儿从震后的废墟上走出，在国家的羽翼下长大。98％的孤儿达到初中以上文化水平，100％就业，46％加入党团组织；在本行业做出突出贡献，成为领导和技术骨干的孤儿，占到唐山地震孤儿的47％。

　　这串数字背后，是四千多个孤儿的苦痛、希冀、思索和感恩。他们在40年的生活里用自己的方式求索更加完整的生命，建构属于自己的家。

　　恐惧和噩梦

　　今年44岁的王安记得自己小时候一直做着一个孤独的梦——一场激烈的战斗之后，所有人都死了，只剩他自己孤零零靠着一棵大树。

　　韩亚文至今都觉得刮风下雨的时候“特别恐怖”。

　　1976年，唐山地震发生后，韩亚文住在解放军用木棍和塑料布搭起的半简易房里。晚上四周的塑料布被风刮得“呼嗒呼嗒”，房顶的油毡也“啪啪”作响。刚刚失去父母的她吓得睡不着觉。

　　恐惧伴随了她40年。至今听到非常强烈的声音，还是“浑身难受，特别恐怖”。

　　地震发生后，只穿着内衣内裤的她，顺着仲夏早晨的一线亮光，从废墟中爬出来。她光着脚在瓦砾上哭，被混凝土预制板死死压住的父亲一遍遍告诉她，“要听话。”

　　地震发生的3个月前，从部队转业的父亲带着母亲、韩亚文和两个弟弟回到唐山。搬进组织分配的楼房仅三天，地震就夺去了父母和爷爷奶奶的生命。韩亚文成了唯一一个从那栋楼房里爬出来的幸存者。幸运的是，两个弟弟因为当时住在亲戚家幸免于难。王安理解韩亚文的恐惧，“这种潜意识的创伤每一个经历过的唐山人都有。”

　　今年44岁的王安记得自己小时候一直做着一个孤独的梦——一场激烈的战斗之后，所有人都死了，只剩他自己孤零零靠着一棵大树。

　　与韩亚文跟随亲属生活不同，在地震中失去父母后，年仅4岁的王安和时年7岁的姐姐、哥哥，被送往石家庄市育红学校安置。

　　公开数据显示，那场发生在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53秒的7.8级地震，导致242419人死亡，4204名16岁以下的少年儿童失去双亲，成为孤儿。为了安置从几个月到十几岁不等的孤儿，河北省政府在石家庄和邢台迅速建起育红学校，收养近千名孤儿。

　　王安初到育红学校时，刚刚粉刷的新楼还有点“呛人”。石家庄服装厂和百货公司为每个孤儿准备了一身新衣裳，学习工具、发卡、猴皮筋也都统一发放，吃得也好，“都是细粮”。

　　4岁的他早上跟小伙伴一起比赛谁先穿上衣服，觉得挺开心。

　　但到了有月亮的晚上，地面明晃晃的，天地寂静，窗外的杨树哗啦哗啦响，他开始觉得害怕。好几个晚上，他都黏着生活教导主任曾淑华。曾淑华的办公室有张单人床，挤不下两个人，她就搬个大长椅子，铺上被子让王安跟着睡，“觉得很温暖。”王安说。

　　年长王安3岁的姐姐王英还记得震后大家的不安。石家庄有一年曾发生一次地震，“一个同学从教学楼上跳了出去。”

　　2008年5·12地震援川时，这种不安在王安身上还有体现。

　　与他同住一屋的华北理工大学心理学院教授杨绍清始终记得一个细节：王安平时表现很正常，但他睡觉的时候是浑身蜷缩在一起的，“从心理学上推测，这就是一种缺乏安全感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