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风无言，润物无声。好家风如春风化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党风政风、民风世风。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家风建设，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抓好家风，继承和弘扬革命前辈的红色家风，向焦裕禄、杨善洲、谷文昌等同志学习，做家风建设的表率”。焦裕禄以其淳朴的工作生活作风和高尚的人生观、价值观，言传身教，在短暂的生命里留下了许多感人的家风故事。

　　以身作则：“朴素的土气，就是革命的正气。”

　　焦裕禄一生都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他用过的一床被子上有42个补丁，褥子上有36个补丁，衣帽鞋袜也都是缝了又补，补了又缝，虽然破旧得厉害，还是舍不得换掉，同志们劝他换新的，他却说：“灾区群众比我更需要，目前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咱要为国分忧，过几年紧日子。如果一个共产党员整天想的是穿戴吃喝，不讲革命工作，那怎么能行呢？朴素的土气，就是革命的正气。等到国家富强了，群众生活富裕了，我自然也就穿好衣服啦！”焦裕禄患有肝病，家里人口又多，生活比较困难，可是他坚决拒绝救济。他说:“兰考是个重灾县，人民的生产、生活都很困难，我们应该首先想到他们。要把这些钱用到改变兰考面貌的伟大事业上去，用到改善兰考人民的生活上去。”

　　焦裕禄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想带爱人和孩子们一起回老家探亲。从一名贫苦的农民成长为一名县委书记，这在现在的人看来也是一件风风光光的事情。但他此行却异常简单，除了带孩子们给祖上上坟，就是看望了一些故旧亲朋。据焦裕禄的侄媳妇赵新爱老人回忆说：“1964年春节，焦裕禄回家探亲。那年，自己刚刚和焦裕禄的侄子焦守忠订婚，听说家里回来了大干部，于是也来看看。没想到，焦裕禄穿着一身土不拉几的灰大衣，脚上一双布棉鞋，一口博山腔，根本不像个干部！”朴素，是焦裕禄一生最真实的写照。

　　焦裕禄作为兰考县的一把手，除了统筹指挥全县工作，还始终把自己作为群众的一分子，和群众一块劳动，一块唠家常。他曾说：“我们不是人民的上司，我们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必须和群众同甘共苦共患难。”他还说，“只有我们把群众放心上，群众才会把我们放心上；只有我们把群众当亲人，群众才会把我们当亲人”。他是这么说的，更是这么做的。在兰考工作的475天里，他心里牵挂的始终是群众的利益，每次下乡，都坚持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从来都不享受领导待遇。可以说群众身上有多少泥，他身上就有多少泥。通过深入交往，渐渐地群众就把他当作与他们一样的庄户人，啥话都愿意和他讲。焦裕禄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充分体现出一位优秀共产党员虚怀若谷的崇高风范。

　　严管子女：“啥是丢人？好吃懒做，贪图享受，才是真正的丢人。”

　　焦裕禄经常教育孩子们，不能因为自己是县委书记的孩子就觉得“高人一等”。母亲曾给大女儿焦守凤做过一件花色衣服，从小学一直穿到初中，不仅小了还满是补丁。那时候，正是小姑娘爱美的年纪，同学们都笑话她：“县委书记的姑娘穿的还不如我们呢。”她觉得委屈，便央求父亲给她换件新衣服。焦裕禄却板着脸说:“县委书记的孩子并不特殊，要说特殊，只能是更加爱学习、爱劳动，而不是爱攀比。”

　　让焦守凤记忆最深的是，1963年夏天，她初中毕业，几家单位提出给她安排工作，话务员、教师、干事……一个个体面的工作让她心花怒放，但很快被父亲泼了冷水：“这些单位你都不能去，走出学校门就进机关门，你缺了劳动这门课。”焦裕禄亲自把她送到了酱菜厂。焦守凤一天要腌上千斤萝卜，切几百斤辣椒，晚上，两只手被辣椒烧得火辣辣地疼，睡不着觉，只好起来打盆凉水泡手。十七八岁的大姑娘每天高强度地劳动不说，还要挑着沉重的担子走街串巷吆喝售卖。焦守凤觉得丢人，哭过，闹过，但焦裕禄只认一个理：“别人能干，你为什么不能干？”他对焦守凤说：“啥是丢人？好吃懒做，贪图享受，才是真正的丢人。”

　　焦守凤工作以后，慢慢地理解了父亲。她以前对父亲的要求很困惑，凭什么焦裕禄的女儿就要比别人多吃苦呢？后来她处处吃苦，有时候还会被别人比较，她总是说，焦裕禄的女儿就应该这样吃苦。焦守凤所在单位有两次分房子，她都态度鲜明地拒绝了：“晚上回来能有张床睡觉那就是好的，我不要求多高的条件。”其实焦守凤家里的条件比较差，她夫妇、大儿子儿媳以及她女儿和外孙，一家近十口人挤在两间平房里。焦守凤一辈子严格要求自己，女儿冯晓红下岗了，她想让妈妈向组织说说困难，哪怕帮她解决一个临时工也行，焦守凤把当年父亲焦裕禄告诫自己的话告诉给她：“自己的路要自己走。”多年来，过得再苦再难，焦守凤也从没有向政府提出帮助和救济的要求。她说：“有困难找政府帮助，在焦家没有这样的风气。”

　　家风传承：“焦裕禄的家人这个称呼，你们几个做儿女的得当得起。”

　　焦裕禄病危时，省、地两级组织的干部问他：“你对后事有什么交代，对党还有什么要求？”他除了要求死后葬到兰考的沙丘上外，还特意叮嘱他的妻子说：“俊雅，不要哭，你要坚强，要听党的话，好好学习，好好工作。我没想到我走得这么快、这么早。这么多年，你跟着我没少操心受罪。咱们还有两个老人、六个孩子，这担子都压在你一个人肩上了。你辛苦一点，要教育好孩子，多叫他们参加劳动……困难会有的，领导上会照顾的，但你不要给组织上找麻烦，生活上要艰苦一些，不要伸手向组织上提要求。”

　　在焦裕禄的影响下，徐俊雅对子女也是严加管教。她经常对几个子女说：“你们如果工作干不好，人家不会说你们是徐俊雅的孩子，而是说你们是焦裕禄的孩子。”“焦裕禄的家人这个称呼，你们几个做儿女的得当得起。”90年代中后期，兰考刚流行装电话，在乡里当乡长的儿子焦跃进也兴冲冲地打算在家安一个，没想到这个想法遭到了母亲的坚决反对，徐俊雅问他：“你装个电话，是不是打算在家遥控办公呢？一乡之长你不跟群众同劳动，怎么了解群众的想法和困难？”虽然装个电话不是什么奢侈之举，但徐俊雅想的不是装电话的问题，而是这个举动背后的意味。在徐俊雅看来，当年焦裕禄当兰考县委书记的时候，用一双“铁脚板”走遍了兰考的乡村，焦跃进作为一乡之长更应该如此。

　　徐俊雅始终不忘焦裕禄临终前的嘱托，“日子再苦再难也不要伸手向组织上要补助、要救济”“你要把孩子们教育成为红色的革命接班人”。这是丈夫的遗训，也是焦家的家规。几十年里，徐俊雅坚持符合老焦这两句话的事就做，不符合的“说出个天来也不行”。后来，徐俊雅也做过县里领导，但她没有为自己或子女谋过半点私利。徐俊雅时刻用实际行动教育自己的孩子，将焦裕禄精神传承下去，影响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焦裕禄二女儿焦守云曾在焦裕禄祭日代表全家写过《给父亲的一封信》，信中说，“您去世后，我们一直记得您临终前的嘱托，日子再苦再难也没有伸手向组织上要补助、要救济……早已过了不惑之年的我们，同样也是食人间烟火的普通人。像其他人一样，我们也面临着‘票子’‘房子’‘孩子’等种种生活中的难题。家中一样有人下岗，有人待业。虽然也有人当上了‘七品’县官，但大多数都在普通的岗位上踏踏实实地工作着。我们无论过得好与不好，都记住您的教诲，靠自己本事生活。我们姊妹6人都是共产党员，都可以无愧地对您说，我们都是您的好儿女”。（王文凯 作者系开封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焦裕禄干部学院原党委委员、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