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硕（1929— ），山东兖州人，山东大学终身教授、讲席教授，1953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兼重国学传统训诂考证与现代文学批评。著有《孔尚任年谱》《蒲松龄事著述新考》《文学史学的明清小说研究》等，发表文学研究论文百余篇。主编有《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本）第八编、《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人民文学出版社本）等。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山东分会副主席、全国古籍整理出版社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山东省古典文学学会会长、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教材《中国古代文学史》编写组首席专家。

　　记者：袁教授您好，近年来有关《聊斋志异》的文艺作品层出不穷，彰显了这本书的强大生命力。您的“聊斋学”研究硕果累累，其中《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更是被国内外报刊评价为“蒲松龄研究的一个里程碑”。请问是什么原因使您涉足这一领域？您又是怎样开展研究工作的？

　　袁世硕：《聊斋志异》确实有着深刻的思想内涵和崇高的艺术价值。我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研究此书，因为它作为中国古代传奇小说最杰出的作品、有世界影响的文学名著，研究意义非凡，但在当时可以说这是一块未经熟耕的土地，大众对蒲松龄的了解非常粗略，甚至还夹杂着一些后人附会的传说。学界对《聊斋志异》的评论基本还都是继承半个多世纪前《中国小说史略》中的论断，论述其揭露封建政治腐败、歌颂真挚爱情等主题思想，缺乏对其文学价值的进一步挖掘。于是，我决定对蒲松龄及其《聊斋志异》做一番深入研究。

　　既然要研究，就得提前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我先跑了收藏着大量地方文献的山东省图书馆和山东博物馆，又数次前往蒲松龄的故乡淄博市进行调查访问和资料搜集，再依据全国几家大图书馆的书目所提供的线索，设法索取到《聊斋志异》黄炎熙抄本、王金范刻十八卷本等重要文献的复印件。为了掌握更加全面的信息，还特地跑了趟日本东京应庆大学，查阅了“聊斋关系文库”的文献图籍。我想起有位著名的史学家说过：“板凳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学者要想做出成绩，就得肯下一番苦功夫，不厌其烦地收集和研读资料。这样，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我得到了许多以往的研究者未曾过目、没有研究、乃至鲜为人知的文献资料，让我接下来有底气静下心来仔细研究。

　　我做考证工作，秉承了传统的“颂其诗、读其书，要知其人、论其世”的原则。研究一个作家、一部作品，决不能孤立地仅就一个作家论一个作家、仅就一部作品论一部作品，而必须把其置于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中，放在特定时代文学的整体状况、特定文体的历史发展源流、以至整个文学史的大框架下进行考察，才能对作品的独特价值和历史地位理解更为深切。比如，《聊斋志异》中的许多狐鬼花妖故事，一般都是讲书生独居书斋偶遇鬼、狐等幻化的少女，以往人们认为这些只是歌颂自由爱情的篇章，但如果仔细研读蒲松龄的诗文和小说，就会发现他大半生在缙绅人家坐馆，这些文本明显具有作者自悲、自况和自娱的性质，狐鬼故事便成了作者抒情言志的文学表现方式。进而我也对鲁迅先生评价《聊斋志异》，并屡屡为研究者所称引的“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八字论断产生怀疑。在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神鬼怪异之事只是作者单纯记述的内容，而蒲松龄所收集撰写狐鬼花妖故事，作为一种抒情言志的方式，成为观照人生、抒写忧愤、出脱内心隐秘的篇章。所以《聊斋志异》不是志怪，而是像作诗一样，借志怪来表现自己的主观世界，从这一点来说我想鲁迅先生并未道出书中某些篇章的深层底蕴。

　　记者：可以看到您的“聊斋学”研究大胆质疑，澄清了不少误解，又提出了许多创见，让《聊斋志异》一书能够以崭新的面貌重新走入大众的视野。您认为应当如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袁世硕：我认为做文史研究离不开两方面的修养。一方面应该继承传统的训诂学、考据学的理论方法，这是搞好研究的基础。考据学是一种传统的治学方法，只有先搞清史实才有助于我们对作品的进一步理解和评说，甚至能生发出自己的文学理论，其中所蕴含“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治学精神，更是值得每一位研究者去发扬。做学问前去尽力搜求、发现确凿的可作证据的材料，依据材料中的信息与事物的客观逻辑推导出一种认识，不以虚代实、以假作真，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

　　但是单纯的训释文献、考索史实却容易囿于就事论事的实证层面，想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出新意，还需要具备一定的理论自觉。对于古代文学作品，重在从历史联系中知其所以然，而不是以简单的肯定或否定为归宿。我在学生时代曾选修过一些哲学课，受惠最深的是恩格斯晚年写的一批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通信，我在研读这部分文献期间做了有生以来最多的读书笔记。后在留校任教初期，时任山大校长的华岗为教师们上哲学课，我经常联系文学史中的现象加以哲学思考，形成自己的研究路径。研究古典文学、文学史应该多想些问题、多学点理论，研究成果也不应仅仅是就事论事，而应站在宏观的角度去讨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挖掘古籍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问题意识和理论自觉恰恰有助于我们挖掘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深刻思想意蕴。比如，借助唯物史观我们可以从《西游记》中看到明中叶神权消失、人性觉醒的社会思潮，可以从《红楼梦》中看到作者对本阶级生活的反思以及对现存秩序和道德规范的质疑，等等。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前人遗留的争议问题获得重新思考，很多作品背后的人文精神得以重新抒发，对于古典文学作品来说这也是一种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其实对于各种社会科学学科，理论指导都是必不可少的。专业知识的深广固然重要，属于本专业的基本功是进行学术研究的必要条件，但是如果缺乏较高的理论素养，也难于对所研究的对象、所占有的大量资料进行有深度的分析和新的理论概括，做出学术价值较高的成果。我这样说不是要贬低掌握基本功和文献资料的意义，而是说一位研究者如果既能充分掌握基本功，又有较高的理论素养和思辨能力，更有可能做出高水平的学术成果。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围绕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新的文化使命，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可否结合您的治学经验，谈谈如何自觉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袁世硕：对于文化研究工作者来说，肩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要把握好三个要求。

　　首先，要坚定在专业研究中的文化自信。当今在不同文明观念交流互鉴的学术氛围中，只有坚持走自己的路，既不盲从各种教条，也不照搬外国理论，才能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西方文化思潮逐渐引进我国，在文艺美学方面，就有存在主义、诠释学、语言哲学等各种理论方法，令人目不暇接。也正是那时，我国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西方思潮的影响，出现了一些思想上的混乱。比如，以中西比较的方式显示中国传统的落后性，形成对民族文化传统的非科学的否定态度；以批判儒家的“诗教”和“文以载道”的文学观为依托，否定文学的政治和社会的功利性。很多学术研究盲目崇信西方当代文艺理论，造成了部分学者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上的自卑态度，至今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实际上这些西方理论也不见得完全正确，比如说《剑桥中国文学史》中论《红楼梦》一节的基本观点，还是沿袭着20世纪初的理论，相较于当前国内学者的研究来讲已经落后了；又如西方研究者以统计学的方式研究话本小说还停留在考据学的范围内，而我们已经对话本小说创作特点的变化研究有了更重要的拓展。所以，引介西方的文艺理论固然有益于开阔视野，但也不可对其过分标榜乃至盲目崇信。

　　其次，要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对于西方的研究理论方法，既不能采取全盘接受的方式，也不可以一味地简单排斥，既要立足本国实际，又要开门搞研究。对待这些理论应当主动接触、审慎辨析，汲取其中对于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有益的内容，建构完善自己的理论框架，并在学术研究中创造性地发挥运用。我曾经撰写过《文学史与诠释学》《接受理论的悖论》等文章，力图与西方当代文学理论进行深入对话而批判吸收其合理成分。现代诠释学提供了研究文学作品的新方法，如伽达默尔所论理解的历史性、视域的融合等，有助于解决我们过去在诠释、评论古代文学作品中出现的一些没有说得清楚的问题，给我们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和研讨问题的思路。但是有些观点明显失于偏颇，甚至是违反文学作品的客观性，对于这些观点要指出学理上的缺陷与实践中的弊端，给予冷静客观、实事求是的评价。要多尝试进行中西理论的比较研究，博采众长、为我所用，从而熔铸古今、汇通中西，推动中国学术研究焕发出勃勃生机。

　　最后，要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在学术研究中坚持正确的方向和道路。想要廓清研究中的思想迷雾，深入探究学术问题背后的本质，就得守好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我在研究中深刻体会到，马克思主义诸多理论与中国古代做学问的原则彼此高度契合，前面说孟子曾提出知人论世的研究原则，也正是唯物史观坚持的对产生思想的历史发展条件和人物具体社会关系的考察。比如在1954年学界展开了对《红楼梦》思想根基的大讨论，当时流行“农民说”“市民说”和“封建叛逆说”，但是用唯物史观可以很清楚地解释这本书的思想性质，从而避免落入绝对化、单一化的窠臼。思想是时代的产物，一个思想家的思想学说并不只是反映一个阶级的狭隘的发展要求。面对这样一部复杂的作品，不能仅仅看到作家出身、作品题材、主人公身份，还要看到作品所反映当时社会的思想倾向。《红楼梦》作为一部时代作品，处于新旧思想交织的历史阶段，反映了历史前进要求的一种意识和倾向，是通过一位贵族出身的作家、通过他对本阶级生活的反思和思考，进而质疑现存的秩序、现存的道德规范的方式表达出来的。可以看到，研究者提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素养，既可保证社会科学各专业的学术方向，避免走进理论的误区，又可增长认识客观世界、研究各专业对象的思维能力。我们现阶段的研究生教育也需要增强这方面理论素养的培养，想要深化对基本原理的理解，就要鼓励学生多去精读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原著，在更高程度上掌握这些原理，使之变成知识结构中的血肉，自觉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观察分析社会、历史以及文学现象。

　　学术创新大多不外乎几种路径：一是新材料的发现，二是新方法的使用，三是观念的变革，这些都离不开问题的引领。马克思曾深刻指出，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问题意识不仅使我们对一些现有理论有更为清晰的判断力，更有助于在学术研究中的突破与升华。我们在研读文献评论时要多去留意思考有争议的问题，而不是一般地诠释作品的思想意义和称扬作品的艺术成就，我写的关于明清小说的文章，多是就教科书有关重要小说评论中有争议的问题而发的。1959年学术界掀起了一场“为曹操翻案”之风，有学者认为《三国志》所记历史中的曹操，是一个有卓越功绩的人物，而“奸雄论”是随着宋代以后封建伦理观念的增强，而日益发展起来的。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撰写了《试论〈三国演义〉中的曹操》一文，希望帮助人们对《三国演义》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沿着这一问题，我稽考了司马彪《九州春秋》、佚名《曹瞒传》等历史文献，梳理其中关于曹操的描写，发掘《三国演义》背后所顺承的历史观念。同时，也提出历史著作与小说具有不同的性质和功用，历史著作要真实、小说则是虚构叙事，作为历史人物的曹操和小说人物形象的曹操又是不可以混为一谈的。

　　记者：这么多年来，您从未停止自己的学术耕耘，也一直坚守三尺讲台，传授自己的专业知识与治学感悟。现在很多教师直言面对着科研压力和教学任务的“两难”，甚至有着“重科研轻教学”的观念，您怎样看待二者的关系？

　　袁世硕：我不认为教学与科研存在什么矛盾，让我做一个自我评价的话，我首先是一名古典文学专业的教师。我在学术研究中所取得的一点成绩，也大多得益于我在教学过程中的思考。“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也是每位教师的职责。一方面，我的大量研究成果靠问题引领，而这些问题大都产生于日常的教学生活。20世纪 50年代中期，我的导师冯沅君先生曾因病住院数月，我受命承担中国文学史明清段的教学任务。小说是明清文学史教学的重头戏，我一开始感到很吃力，为了上好课，应答学生们的提问，我不得不认真研读教学大纲所涉及的小说。当时有几部明清小说的争议颇多，在教学和答疑中都是无法回避的问题，于是我在准备讲稿时反复思考学术界争议的问题，并将这些思考写进讲稿，先在课堂上讲给学生听，听听学生的反应，自己觉得言之成理，便做些修改、补充，再反复打磨成文章发表在本校的学报上。1998年，齐鲁书社出版了我的《文学史学的明清小说研究》，里面的文章多半都是我在教学与科研中对某一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所写作的。另一方面，科研工作又带动我教学水平的提升。我的讲稿经常根据本学科中新出现的问题补充新的内容，有的问题虽然未能解决，提出来也可以引起学生们的思考和研究兴趣。我与研究生商定论文题目，经常提出我曾经思考过的有意义的问题供他们参考。因此我常说“教学相长”，教学可以帮助科研开拓视野、发现问题，科研又反过来支撑教学、启发学生，二者相辅相成。

　　我常感叹身为文化工作者，担负着重要的文化使命，希望我们的年轻教师能够继续坚持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承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张德莹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