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维正（1935—），浙江黄岩人，1951年初参军，曾参加抗美援朝战争。著名党史专家、国防大学一级教授、少将，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主要成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长期从事中共党史、军队政治工作的研究与教学工作。著有《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东方欲晓：中国共产党是如何诞生的》等，主编《中国共产党80年大事聚焦》《中国共产党90年创新实录》《写给青少年的党史》等，参编《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中国大百科全书》等书籍40余部，发表文章200多篇，获国家和军队各类奖几十项。

　　记者：邵教授您好！44年前，您考证出中共一大的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开创了中共党史实证主义研究先河，由此也奠定了您在党史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请您谈一谈是什么缘由促使您开展这一研究？

　　邵维正：历史总是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前进，历史研究也都有其时代背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在全国范围蓬勃展开，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逐渐繁荣起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给了党史研究者巨大的精神力量。当时，我从作战部队选调到解放军后勤学院担任政治理论教员，从事中共党史教学与研究工作。改革开放初期，党内普遍认为，党史更要贯彻好党的思想路线，把重大问题弄清楚、写准确。

　　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倡议编写一套多卷本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并把这项重大研究课题交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李新主持，由于编写任务重、难度大、涉及面广，李新决定先借调一些人集中精力写好第一卷，为后续各卷蹚蹚路子。1979年初，我被借调到课题组，承担第一卷《伟大的开端》第二章“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有关中共一大书稿的起草工作。在搜集资料、撰写书稿的过程中，我发现关于一大的召开日期、出席人数和会议内容等问题存在多种说法，这些问题困扰着我，甚至因为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说中国共产党是“舶来品”“私生子”。

　　面对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提法，一方面我苦于书稿难以下手，另一方面深感中共一大召开日期不仅是党史上的重大问题，而且事关党的尊严。中共党史不仅国内在研究，国外境外也在研究，如果我们自己不很好地作出回答，国外的一些研究往往会混淆视听，甚至会造成各种消极负面影响，党史研究工作者有责任与义务回击历史虚无主义者的攻击，给党正名，不给后代留下遗憾，因此我萌发了要考证一大疑难问题的强烈愿望。

　　记者：当时您在考证一大疑难问题的过程中，遇到了哪些困难？最后又是怎样克服困难取得这一重大理论成果的？

　　邵维正：主要有两方面的困难，一方面来自考证工作本身，另一方面来自外界的压力。由于党的一大是在秘密状况下召开的，建党初期活动比较集中于城市，而又长期处于白色恐怖之下，没有也不可能留下会议记录之类的原始文献，加上从1938年开始就确定以“七一”作为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念日，久而久之，大家习以为常，认为7月1日就是党的一大开幕的日期。几十年以后又来重新考证，在观念、资料、回忆等方面都增加了难度，加上当时工作条件差、交通不便利，没有复印机、更谈不上电脑，用手工方式摘抄卡片，工作量非常大，也为考证工作带来了困难；同时在研究过程中有的同志出于好心提醒我，这是几十年都没有搞清楚的难题，怕出不了成果白费劲不说，甚至还要负政治责任，劝我不要冒这个风险。

　　面对这些困难，我也曾产生一些顾虑，有过思想斗争，但我又想到，写作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初衷，就是要如实记载历史，还历史本来面目，这是对党的事业负责，回避难题、循规蹈矩、漠视困难不是严谨的治学态度。我感到，以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来研究党的历史，这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实际行动，也是从根本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在李新、刘明逵、陈铁健等同志的鼓励和支持下，我分三个阶段开始了对中共一大的考证工作。通过从中央档案馆、中央党校图书馆、北大图书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资料室等处搜集大量史料，制作资料卡片，整理出“中共一大召开日期研究提要表”；接着追询一大代表行踪，并访问了还在世的一大亲历者刘仁静、包惠僧和王会悟，与他们多次交流，梳理历史细节；之后，我将已有资料与俄文资料、当时的报纸对照验证，综合分析，力避孤证，最终考证出中共一大召开日期为1921年7月23日、出席者13人。

　　1981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创刊号中文版和英文版同时刊登了我的文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文章刊发后，得到党史研究专家和学界同仁的肯定，也引起许多外国专家的重视。这令我备受鼓舞，深感付出的努力没有白费，更重要的是，通过扎实的学术研究，解决了一个重大问题，使我增添了学术信心和动力。回顾这段经历，我深切感到之所以能完成一大考证，决定性的因素是党的思想路线指引，有了宽松的政治环境，个人是微不足道的。

　　记者：我们关注到，近些年您的很多精力放在探索党史通俗化、大众化、形象化表达上，建党100周年时，您还主编出版了《写给青少年的党史》一书，您这样做出于什么考虑？

　　邵维正：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共党史要充分发挥资政育人的作用。这既是为党史工作指明方向，也是给党史工作者赋予庄重的责任。21世纪初，中央批准出版的党史正本已经有多部，而群众喜闻乐见的党史读本还是少了一些。我下决心把写作方向作了调整，从专业研究转向通俗读物。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爱读爱看，才能从中受到启发教育，达到资政育人的效果。

　　建党80周年，我主编了《中国共产党80年大事聚焦》，从党的80年历史中精选出100个有代表性的事件，搭配1000张照片，文图并茂、生动形象地再现了党的发展历史，一经出版，6个月加印了6次，不像以往机关单位的团体采购，主要为个人购买，这对我是很大的鼓励，更加坚定了写作贴近群众党史读本的取向。建党90周年，我主编的《中国共产党90年创新实录》，运用客观翔实的史料和生动鲜活的语言，采取夹叙夹议的形式，全景式展示了中国共产党90年的创新历程，获得了党史界和广大读者的高度评价。2011年，我主编的《日出东方——中国共产党创建纪实》，被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推荐为党员干部阅读书目，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在这期间，我还出版了《中国共产党红色里程盛会要览》《党史故事100讲》等形象生动、广受好评的读物。通过20多年的实践，使我转变了研究思路和工作风格，把精力更多用于探索党史通俗化的“群众路线”上。

　　学习研究党史的50多年里，我深知党史不仅是记载党的奋斗历程，更是红色基因的传承，党史研究不能搞成空中楼阁，只有走出学术殿堂，面向广大群众，才能发挥最大的社会效益和时代价值。我们倡导学习党史，也不是为学习而学习，更不是走形式摆样子，一方面是为了总结经验、揭示规律，在深入分析现实问题的基础上，对未来发展作出超前思考，运用党的成功经验指导现实、开创未来。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弘扬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建党精神和优良革命传统，使之代代相传、发扬光大，培育出一大批对党忠诚、勤奋廉洁、勇于担当的接班人，赓续红色血脉，永葆人民江山。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也是党的事业的接班人，青少年学习党史关系到他们的价值观人生观的确立，也关系到我们党的事业后继有人，这也是我主编《写给青少年的党史》的初衷。有人说我是“老爷子搞小儿科”，事实证明，《写给青少年的党史》很受欢迎，先后入选2020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中宣部2020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中宣部优秀通俗理论读物出版工程、共青团中央中学（中职）团员党史学习教育参考书目等，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央广云听、喜马拉雅等推广上线，并由央视改编制作成百余集系列专题片，成为年度爆款红色读物。

　　传播党史还有一个重要途径，就是课堂教学和宣讲辅导。我作为长期在部队从事宣传工作和院校教学的一员，授课、宣讲、辅导是责无旁贷的任务。据教务部门统计，几十年间我在军内外做课堂教学、宣讲报告和学习辅导达2000多场次，听众达百万人次，被一些从录像、拉线分会场听讲的同志称为“没有见过面的老师”。

　　党史的通俗化、大众化、形象化表达要不拘泥于传播形式、传播媒介。除了出版书籍、辅导宣讲以外，我还多次参与《百家讲坛》“党史故事100讲”系列和《国家记忆》节目录制、全国大学生党史知识竞赛活动，通过多种形式讲述党的故事，借助多种渠道传播党的历史，受到了社会广泛欢迎。现在我年纪大了，精力有限，就想着把剩下的一点余热贡献给年轻一代。

　　记者：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些年，您在深耕党史研究的基础上，开始转向党的创新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方面的研究，“两个结合”与党史有什么内在联系？对党史研究具有哪些重要意义？

　　邵维正：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是高度重视理论指导的党，这可以追溯到建党初期。党一经成立，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1922年党的二大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国情结合起来的有益尝试。正是在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指引下，我们党找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成功开创、坚持和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从某种意义上讲，一部中共党史就是行动中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并成熟起来的记录。马克思主义的命运早已同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它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检验，它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贯彻，它的开放性和时代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彰显，能否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成为中国共产党事业成败的关键。

　　我们党既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又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坚持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注重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洞察时代大势，把握历史主动，坚持不懈地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百年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与古老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也是推进理论创新的沃土，5000多年中华文明蕴含的治国之道、修身理念、思维方法，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是相似相通的。“两个结合”在党的历史上有着渐进的动态过程，它的成功实现能够在中华大地上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展现出坚强的生命力和亲和力，彰显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

　　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开启中国共产党成功经验的密码，也是中共党史的精华所在。“两个结合”为进一步深化党史研究指明了方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坚持“两个结合”的最新理论成果，我们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认真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并善于将历史经验、中国智慧和民族精神融入当代马克思主义，有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记者：今年，您已88岁高龄，但学习、研究、教学从未停歇，仍奔波在党的理论研究、宣讲第一线，堪称治学典范，您以身作则、严谨治学、甘于寂寞、淡泊名利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请您为理论工作者传授一些治学的宝贵经验？

　　邵维正：我16岁参军，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29岁系统学习党史，43岁“半路出家”从事党史研究，2011年退休。在几十年的政治理论教学生涯中，我既有积累，也有思考，形成了一些感悟。我认为，理论工作是光荣的岗位，选择认定了就要坚持下去，要经得住来自各方面的诱惑和考验，以平静的心态默默工作，埋头耕耘。理论工作又是枯燥的职业，要坐得住、钻得进、冒得出。坐得住就是要坚守，几十年如一日；钻得进就是要勤奋拼搏，刻苦钻研业务；冒得出就是要不断进取创新，力争出精品力作。坐得住是为了钻得进，钻得进才能冒得出，冒得出使坐得住、钻得进更有效率和意义。

　　年轻的理论工作者要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学习是研究的阶梯和基础，只有打牢基础充实自己，研究才能深化，才能持续出成果；保持勤奋状态是研究者必备的素质，不能靠一时的冲动，而应长期坚持，使之常态化；怀揣对事业的热爱才能激发良好的精神状态，党的理论工作者职业是神圣的，要对事业有责任感和事业心，爱岗敬业、忠于职守；要增强创新的勇气。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创新永远在路上。

　　我们党百年奋斗的历史是取之不尽的源泉。要善于从革命前辈的成功实践中感悟真谛，提高自己的思想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磨炼本领、增长才干，努力担当起新时代的新使命。我们党的红色基因和优良传统，蕴含着无穷的力量，要善于从党的斗争精神、英雄模范的感人事迹中获取前进动力，鼓起新时代的精气神，努力拼搏、敢于创新，在新征程中不断攀登新高峰、开创新局面。

　　前些年，有关部门为了培养和提高军队的理论人才，分别在北京和南京举办了两期理论骨干研讨班，指派我参与这项工作。我立足于新时代对理论建设的要求，结合自己的实践和体会，概括了五句话：“学习是终身的，事业是神圣的，治学是严谨的，勤奋是常态的，创新是永恒的。”与理论战线的中青年战友一起讨论交流，作为努力共勉的要求和期望。

　　学习研究党史对我来说，是丰富自己、改造自己、坚定自己理想信念的过程。我愿意做一名忠诚于党的理论战士，一息尚存，战斗到底。（记者 李小标 闫宏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