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理论系统化和广泛应用的一个时期。在这期间，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入社会，广泛开展调查研究，为制定党的方针政策提供决策依据。

　　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的缘起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实施的调查研究是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非常重视调查研究，如1927年，毛泽东同志专程到湖南做了32天的考察，形成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通过调查研究，准确把握中国农村的发展脉络，找到了中国革命的规律，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发展道路。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实施的调查研究是在毛泽东同志的大力推动下开展起来的。1941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向全党号召系统、周密地开展调查研究。在此号召下，广大党员干部和中央各级机关团体，深入实地开展调查研究，为党制定方针政策提供参考，同时也在调查研究实践中有力地反击了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实施的调查研究是战争和客观形势发展的要求。由于抗日根据地大多数都建立在农村，自然离不开对当地社会历史、地理环境、风土人情、阶级关系、敌我各方力量等情况的了解。延安时期，多数党员没有经历过大革命与土地革命的洗礼，对于机械执行共产国际指示、照搬十月革命模式给中国革命带来的巨大危害没有切实的感受。基于此，毛泽东同志深感有必要进行一次广泛的、深入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进而在全党范围内确立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克服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

　　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的理论基础

　　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集中精力进行理论上的建树，特别是对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的调查研究实践和理论进行全面的梳理与总结，把调查研究理论进一步系统和完善。

　　毛泽东同志撰写的《实践论》《矛盾论》等文章为广泛开展调查研究提供了理论指导。在《实践论》中，毛泽东同志系统阐释认识和实践、理论和实际的辩证关系，而调查研究恰好是架起实践与认识、理论与实际的桥梁，并详细论证了调查研究是取得正确认识的基础，是形成党的思想路线的前提。他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反对主观主义，从哲学的高度赋予调查研究的理论权威，为全党范围内普遍开展调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同志阐释了事物矛盾存在的普遍性问题，强调在事物矛盾普遍性基础上对矛盾特殊性的分析，在工作方法论上突出强调了调查研究。调查研究就是在矛盾普遍性基础上把握事物矛盾特殊性的最好方法。《矛盾论》为在调查研究实践中处理好矛盾二重性指明了方向，为延安时期党的调查研究的实施提供了哲学方法论。

　　毛泽东同志从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高度，从转变党的思想作风、加强党的建设高度，系统阐述了调查研究的意义、目的、态度和方法，将调查研究确立为中国共产党人基本的思想方法、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使调查研究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赋予调查研究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意义，从而使党的调查研究理论更加完备和系统。

　　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机构的设立及调查制度的出台

　　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强调：“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1941年设立调查研究局，这是中央第一个专门负责调查研究的部门，毛泽东同志任局长兼政治研究室主任，任弼时同志任副局长。中央政治研究室成立伊始，从各处遴选研究工作人员40余人。如此精兵强将的配备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对调查研究工作的高度重视，也为调查研究成功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1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了由毛泽东同志起草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从此，将调查研究工作常态化、制度化，这两个文件标志着党的调查研究制度走向成熟。文件对党委和政府的调查研究职能、调查机构的设立、调查人员配备、调查经费的使用等均有规定。随后各级政府根据调查内容设计调查表格、细分调查事项，开展大规模的调查研究。经过调查研究而形成的一系列的方针政策，极大地促进了各抗日根据地经济社会发展。

　　调查研究与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制定

　　在党中央的号召和毛泽东同志的推动下，中共中央机关及各团体、个人组织调查团深入农村，以问题为导向，开展有关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及民族等方面的调查研究，形成系列调查报告，提出对策建议，为党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可靠依据。

　　朱德同志调查研究与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工作方针确立。1940年5月，朱德同志从华北战场返回延安，目睹了边区经济窘况。他着手开展经济发展状况调查，以期找出解决财政经济困境的办法。1940年9月2日，他邀请董必武、徐特立等同志到延安西川的高桥、裴庄等地方实地调查。他们调查了农具厂、难民纺织厂等工厂，与工人、技术人员交流谈话，询问生产、生活情况。经过广泛的调查研究，朱德同志对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发展提出很多真知灼见。这些观点主要体现在其撰写的《论发展边区的经济建设》及《参观边区工厂后对边区工人的希望》等文章中，如经过对延安周边工厂的调查，他提出了开展“纺毛运动”的建议。这一建议被陕甘宁边区政府所采纳，并对纺织业做出全面安排部署。可以说，边区“纺毛运动”及纺织业迅猛发展与朱德同志的建议密不可分。朱德同志对南泥湾调查后，向党中央提出开垦南泥湾的建议，并选定开荒地点。经党中央同意后，359旅开进南泥湾，经过不懈努力，曾经荒芜的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南泥湾政策”的成功实施，极大地推动了各个抗日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

　　妇女生产生活调查及中国共产党的妇女政策制定。1941年9月，中央妇委联合西北局组成调查团，深入边区周边的广大农村，开展为期三个多月的妇女生产生活调查。1942年5月，中央妇委又令各级妇委深入农村开展调查研究。经过一系列的调查形成了诸如《沙滩萍调查》《沙滩萍第二乡第二行政村调查》等妇女生产生活调查报告。根据调查情况，中央妇委会代表党中央起草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简称“四三决定”)，于1943年2月颁布实施。在“四三决定”政策的指引下，边区妇女工作的核心和关键是组织妇女参加生产，在生产经营中提高广大妇女的经济地位。“四三决定”强调组织妇女参加个体与集体的生产活动，在生产劳动中提高妇女地位，这是与以往历次妇女工作的显著区别。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调查研究始终坚持问题导向，立足解决实际问题，提出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形成了调查研究与政策制定的良性互动机制。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调查研究是党主动应对国内危局，是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实践环节，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直面社会问题的责任感和价值理念，凝聚了党解决经济、社会等问题的政治智慧。（王飞 陕西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陕西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