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近期，由湘潭大学主办，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湘潭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湖南省党的创新理论研究与学习服务中心联合承办的第五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坛”在湖南省湘潭市召开。来自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高校和单位的专家学者130人共聚一堂，以“‘两个结合’：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为主题，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和交流。

　　关于“两个结合”的生发点

　　“两个结合”是党的百年奋斗取得重大成就的重要历史经验，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基本问题。与会专家关注其生发基础和科学起点，并就其历史起点、理论质点、立场基点等方面展开了交流。

　　《求是》杂志社原社长李捷认为，自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促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后，客观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是党的理论自觉、文化自觉、历史自觉、实践自觉的产物。在此命题提出之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规律客观地发挥了作用，但这一时期的探索尚处于不自觉、不牢固阶段，党在许多问题上的处理未能坚持独立自主，精神上处于被动地位，是党不成熟的集中体现。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对中国革命道路及其规律的不懈探索中，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思想上政治上成熟的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学院院长杨凤城认为，从大历史观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进程，可以分为两大历史阶段，第一大历史阶段是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新时代之前，这个阶段的主要问题就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结合；第二大历史阶段是新时代以来，这一阶段的重点是在“第一个结合”基础上的“第二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两大阶段又可以再细分为五个阶段。贯穿整个过程的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么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红线，它们分别占据着不同阶段的主导地位，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实际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理论创新自觉，从而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和实践理性相结合的最终超越。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主任李佑新认为，“两个结合”的产生包含理论、历史、实践、文化四个方面的逻辑，并重点阐释了理论逻辑的内在规律性和内在必然性。理论的突出特点是一般性、普遍性，实践的突出特点是特殊性、具体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本质必然要求在中国要付诸实践、运用于特殊的具体的历史环境，从而必然要求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张乾元认为，“两个结合”的逻辑起点是元问题，应该从原理的实际运用来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指出，“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根据。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崔海亮认为，“第一个结合”是先从实践上探索，“第二个结合”则是先从理论上探索。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陈峰认为，毛泽东同志探索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历程堪称典范，从毛泽东文化观看“两个结合”，主要体现为反思、建构、再造的三重维度，而反思是起点，包含着彼此契合的前提和结合过程的选择。此外，广东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周兵以“赶考”概念为基础，分析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两个务必”的形成过程。

　　关于“两个结合”的立足点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首次提出“两个结合”重要论断，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两个结合”作了专门论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对“第二个结合”进行了系统阐述。与会专家学者就“两个结合”的立足点，从背景、目的、作用等方面展开了研讨和交流。

　　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陈金龙认为，对“两个结合”的理解需要拓宽思路。作为方法论，“两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方法，也是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法，还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方法；作为一种情感，“两个结合”蕴含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敬畏；作为形象建构，“两个结合”是基于党的百年历史而提出来的，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守正创新、独立自主的形象和以中国为中心的国家意识的国家形象以及包容自信的民族形象。北京师范大学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王炳林认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一个重要观点，五四时期的思想解放催生了中国共产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思想解放推动我们改革开放、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应该从思想解放的高度来充分认识“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和深化研究，要通过思想解放使马克思主义深深扎根中国，更好发挥它对党的事业的巨大推动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委书记辛向阳认为，“两个结合”是理论强党的重要途径，也是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两个结合”为我们理论强党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方法论视野，打开了我们的理论思维空间，使我们能从世界观、方法论的高度来认识和推动理论创新的发展，在每一个实践领域都能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第二个结合”让我们掌握了思想文化主动，并有力地作用于理论，使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创新。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王海军认为，新时代发展新文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需要汲取传统文化营养以形成文化上的主体性，“两个结合”是造就新的文化生命力的实践途径，当前及今后还要围绕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建构着力提升文化创新创造能力。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期刊社编审储峰认为，在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中，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人民性、先进性、实践性的鲜明本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贯穿始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结合”不断深入，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党委书记陈宇翔认为，岳麓书院作为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策源地为“第二个结合”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在“第二个结合”中担负着无比光荣的文化使命，并提出了五个方面“着力研究”的任务和途径。此外，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谢从高以“实事求是”词义演变为例，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副书记李伏清以知行观为例，西北工业大学助理教授吕焰以新时代榜样教育创新发展为例，对“第二个结合”进行了微观解读。

　　关于“两个结合”的核心点

　　“两个结合”涉及两个“结合”的关系，既是研究过程中的难点问题，也是会议研讨交流的核心点。两个“结合”因结合对象不同，其任务、道路、目标、过程、环节也有差异，但两者又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统一体。与会专家就“两个结合”在命题上、逻辑上、历史上、功能上的关系展开了讨论。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中心主任王永贵认为，“两个结合”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个脉络的关系，必须坚守马克思主义的魂脉，既要占领真理道义的制高点，又要通过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等制度形式落实落地，从而确保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中国实践；必须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审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挖掘提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自觉和自强；必须把“第一个结合”和“第二个结合”统一起来，坚持魂脉和根脉的有机统一才能行稳致远。北京师范大学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王炳林认为，“两个结合”是相互促进的关系，“第一个结合”是根本和基础，“第二个结合”是丰富和发展，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第一个结合”有更加坚实的文化根基，要牢记理论最终的目的是指导实践，要以胸怀天下的气度正确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原党组书记刘建武认为，可以从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的“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来理解“两个结合”，“两个结合”之间不是谁先谁后、谁轻谁重、谁优谁劣、谁大谁小的关系，而是内在统一、相互成就、相得益彰的关系。兰州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苏星鸿认为，“第一个结合”实际上是解决和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第二个结合”实际上是解决和回答什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及如何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问题。

　　关于“两个结合”的关键点

　　“两个结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是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法宝。在研讨和交流过程中，与会学者普遍强调要不断突破“两个结合”这个关键点，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求是》杂志社原社长李捷认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一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娴熟自如地运用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及其理论精髓；二是洞悉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国发展进步的总趋势，当前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三是不断结合新的实际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程美东认为，党史党建学科建设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提供了很好的平台，要树立以党史为基础、党建为目的的党史党建研究基本思路，夯实党史党建学科的党史基础，增强党史党建研究的学理性，处理好学术研究和理论宣传之间的关系，以学术思想为国家战略服务。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陈培永认为，“第二个结合”需要对马克思主义作广义和狭义的理解，“第二个结合”语境下马克思主义可以理解为是狭义的、来自西方的理论，其他语境下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是广义的概念；“第二个结合”的前提是两者的契合和差异，目标在于促进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丰富发展，方法在于继承、借鉴和传承。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魏传光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切入点，提出“第二个结合”在实践中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一是需要树立“第一个结合”是前提和基础的思想；二是在推进结合方面，需要从价值层面、内容层面、具体层面进行系统建构；三是“第二个结合”不能采取简单的规约主义的方式，应该从两者之间的互补、调停和均衡方面来推进实践。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史家亮认为，如何推进“两个结合”是关键，需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融通的研究阐释、深入总结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宝贵经验、准确把握时代课题，为进一步夯实“两个结合”奠定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副部长段妍认为，新时代推进“两个结合”的具体实践路径主要有四个：一要坚持党的领导，它是推进“两个结合”的根本保证；二要坚持问题导向，它是推进“两个结合”的现实基础；三要坚持群众路线，它是推进“两个结合”的力量源泉；四要坚持胸怀天下，它是我们推进“两个结合”的价值引领。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教授孙成武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是新时代背景下推进“两个结合”的必要前提和条件，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就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要塑造民族精神和构建共同信仰，还要运用民族语言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唐立 黄显中/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