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杨泓（1935— ），北京人，考古学家，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等。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汉唐考古学、中国美术考古、中国古代兵器考古等。著有《美术考古半世纪：中国美术考古发现史》《汉唐美术考古和佛教艺术》《中国古兵与美术考古论集》等。1958年起，于《考古学报》《考古》《文物》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300余篇。曾为《考古学报》《考古》月刊编辑委员会顾问、《中国文化遗产》顾问委员会委员，被聘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等。
记者：杨泓先生您好！中国考古学学科产生已有100多年，考古学学科体系的建立是几代考古学人上下求索、薪火相传的成果。请您谈谈考古学学科体系的建立过程。
杨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范畴很广，不同学科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每个学科都要构建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中国考古学学科体系也在百余年间逐渐确立与完善。在传统金石学的基础上，在寻找中华文明起源的激励下，中国学者开始走向田野，开展一系列考古活动。1921年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等遗址的发掘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开端。
最初考古学研究的只是个别史前和历史时期的遗址。后来考古学学科体系逐步建立。与外国情况不同，当时中国学术界强调考古学是历史学的一部分，历史学是一级学科，考古学是历史学的分支，即二级学科。在考古学里面又分出很多分支学科。这些分支学科指的是跟其他学科交叉的，必须使用自然科学或技术史方面的知识来谈考古学的学科。由此，考古学的研究被分为两条线索，按时代划分可以分为史前考古学、历史考古学等不同时期的考古学；按考古学的分支学科划分可以分为环境考古、动物考古、冶金考古、美术考古等“特殊考古学”。改革开放后，考古学理论等研究和博物馆、文化遗产、文物保护等相关学科逐步发展。2011年，我国将考古学由二级学科设为一级学科，这对中国考古学的学科建设、学术发展和人才培养起到了极大推动作用。现在的中国考古学已经逐步建立起较完备的学科体系。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您认为应该如何接续奋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
杨泓：纵观中国现代考古学学科体系的建立，可以看到，我国现代考古学建立本身便是带有中国特色的。渴望对民族和国家进一步了解是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原动力，中华文明的突出连续性使考古学者可以通过历史文献建立起沟通古今的桥梁。这种对中华文明起源探究的迫切性和中华文化的历史延续性成为中国考古学区别于其他国家考古学研究的显著特征。
关于如何接续奋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我觉得有以下三点。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学术导向和价值取向的重要前提，是当代中国历史研究区别于欧美国家历史研究的根本标志。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加强考古学理论思考与研究，有助于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考古学是解读历史的重要工具。通过对遗迹、文物等分析研究，考古学家能够还原历史事件、理清历史发展脉络。在此过程中，得按照所研究历史阶段的人的想法去看那个时候的很多问题，然后再用现代观点去看，而不是用现代人的观点代替古人观点得出一个完全合乎现代的或者还是西方人的结论。二是坚定文化自信。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还在于增强考古学学科的主体性，我国并未照搬西方考古学的理论和研究模式，而是根据自身情况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研究之路。改革开放初期，苏秉琦先生便提出考古学的“中国学派”。中国是基于我国本土考古学研究的学术中心，我们要有信心和底气推进学术创新、引领学术潮流，摒弃学术上的“崇洋”心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考古学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三是发挥历史文献的显著优势。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对象除通过田野考古获取的资料外，还应包括传世的历史文献。自甲骨文产生以来，我国就积累了大量丰富的文献资料，尽管因时间久远存在不准确性，但它们能够反映出古人在当时历史时期的物质生产活动、政治经济生活等。在田野考古基础上通过各种科学技术手段获得的丰富资料与相应古史传说和历史文献结合，有助于揭示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脉络，有助于研究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和壮大，有助于形成原创性和主体性的考古学思想、打造区别于他国的学术特色和突出优势。
记者：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不仅属于我们这一代人，也属于子孙万代。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守护好前人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请您谈谈考古学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
杨泓：考古学是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不仅在于通过实物遗存复原古代历史，做到重建史前史、证经补史等，还在于对历史遗迹与文物背后的人文价值进行探究。这也是考古学的历史意义所在。《世界遗产公约》中界定“文化遗产”的三个方面为文物、建筑群和遗址，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所以在研究文化遗产时往往会就其凸显的历史、艺术、科学等价值进行评估，这与考古学的第二种目的是一致的。历史文化遗产是否迫切需要保护传承也需要根据价值评估判定，因而有学者将考古学的第二种目的概括为“对文化遗产的挖掘与阐释、共享与传承”。
考古学为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宝贵信息和指导意义。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包含对历史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传承和管理。当前，已确立的许多文化遗产就是由考古发现和发掘得来的，如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元上都遗址、良渚古城遗址等。可以说，考古学是一门致力于挖掘和阐释古代文化遗产的学科，考古研究为文化遗产学做出了学术铺垫。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中华优秀文明资源。”文化遗产的不可再生意味着我们不能一味进行考古开发，或任由其自生自灭，而应最大限度确保文化遗产的原真性，做到“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在保护中传承，在传承中发展，“使其在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需求方面充分发挥作用”，使文化遗产保护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这也是中国考古学具备的现实意义。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的贺信中指出：“100年来，几代考古人筚路蓝缕、不懈努力，取得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展现了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脉络、灿烂成就和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为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发挥了重要作用。”请您谈谈中国考古学的世界意义。
杨泓：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对世界文明具有深远意义。第一，中国考古学所阐释的中国古代文明作为世界文明的重要内容，共同绘就了世界历史。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独具特色，是世界上唯一延续五千多年没有断裂的文明，对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如，中国的四大发明（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对世界科技与文化的进步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第二，中国古代的文明成就成为人类共同文化遗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经过几代学者接续努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大运河、良渚古城遗址等遗产相继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些人文精神与自然景观交织的遗产带给全世界独特的审美体验，不断书写着中国与世界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向世界展现出一个开放包容、充满创造力和生命力的文明古国。第三，我国考古学的研究与实践为世界提供了考古的中国方案。现代考古学起源于西方，以古埃及、两河流域和希腊地区的遗址为主要研究对象提出的“文明的三要素”有着地域局限，无法涵盖全球多样文明。我国学者提出“中国方案”，打破西方标准，对中国文明进行重新定义，有助于人们全面了解和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极大增强了中国考古学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和话语权。然而，我们也须合理看待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作出的贡献。保持谦虚、理性、开放、学习的态度，才能让中国在今后发展中扬长避短、稳步向前。
记者：近年来，“考古热”在社会上蔚然成风。如何让公众知道相关考古成果、讲好文物背后的故事成为考古文物工作者肩负的使命。我们了解到，您从很早之前就一直致力于考古科普文章的撰写，请问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做普及？对于如何做好考古普及有何感受？
杨泓：最开始想到以普及方式写文章，是和高句丽墓的稿子有关。宿白先生看过后认为我的文字写得不好，问我平时看不看小说，当时他说，“怎么你看小说尽看故事，不看看人家怎么写的”，我意识到写文章就是要写得让人爱看，文字上要通顺些，不要那么晦涩。后来到编辑室工作我会常写一些小文章。当时有个师兄认为这是半个人做的事，但我并不觉得普及性文章的创作会使研究失去本色。相反地，我感到这是让公众获得考古学知识的重要途径之一。这也是我作为一名考古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我应当将考古工作的学术成果转化为公众知识贡献于社会文化建设，让公众对考古学产生兴趣，让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得以关注考古发展、愿意报考考古专业，进而推动我国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发展。做好考古普及并非易事，往往需要讲述者在心理上确立责任感使命感，在知识上全面宏观地掌握中国考古学各时段和地区的田野考古材料，在语言文字上深入浅出、生动而不晦涩难懂。
记者：您自考古研究所工作时就做了很多编辑的工作，在《考古学报》《考古》《文物》《中国文化遗产》等杂志都担任过编辑、编辑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请您与我们谈谈办好学术刊物的心得体会。
杨泓：我大学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分配进了考古研究所。当时，夏鼐先生主张研究人员都去参加一段编辑工作，于是几经辗转后，我在三室（汉唐研究所）工作的同时又在编辑室工作。那时的编辑室是非常庞大的。我刚开始是跟着饶惠元和徐宝善等先生做编辑，编辑加工的第一篇文章《长沙楚墓》发表在了《考古学报》上。正是这段经历让我对编辑这个行业有了较为深刻的理解，使我在《考古学报》等刊物上能够作出一些贡献。
提及办刊，我还是有一些体会的。高水平学术期刊的发展离不开高水平的编辑队伍，办好学术刊物需要编辑人员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编辑工作与研究工作是分不开的。拿考古学刊物举例，编辑需要对考古学研究的成果进行选择、甄别和加工处理，这项工作本身就是研究工作的一部分，要从考古学研究的全局着眼。当时在编辑室我能碰到各种各样的稿件，有些稿件可能还要帮作者重写。处理这些问题就需要编辑自己去学习和了解相关知识，改稿子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并不是说编辑都要提高到每个学科的最高水平，但如果没有进行相关研究，对文章内容一知半解的话，修改意见是无法说服作者的。夏先生要求我们做“学者型的编辑”，也是这个道理。一个好的编辑应该是什么书都能编，不论在什么类型的出版社都一样能工作。当时考古所还主张编辑写文章，这样我们既是编者又是作者，遇到有作者需要我们补写文章就能够更加得心应手。也正是这样，当时的考古所编辑室是有较高权威性的。编辑拥有高水平的研究能力，所提出的建议和改写的文章才具备合理性和权威性，办出的刊物才有影响力和引领力。
记者：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以及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特聘教授，教书育人数十载，桃李芬芳。您认为年轻人应该有怎样的治学精神？
杨泓：我深刻体会到治学需要有严谨的态度。反映到做考古研究上，我觉得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点。一是务必要实事求是、真实准确。当前，互联网飞速发展，电子版书籍和线上资料相较纸质版更容易获取和查阅，但不一定准确，二手资料是他者的想法也可能存在偏差。“尽信书不如无书”，做文史研究是不能“道听途说”的，要以原书为根据，更多关注原始史料。尤其是做历史时期的考古学，读“二十四史”是很有必要的，做每个历史时期的考古都应该阅读相应时期的史书。同时，做历史研究需要复原历史，在全面把握材料的基础上，要注意将问题放置在所研究的历史阶段中去看待，而不是用现代人的观点代替古人观念得出结论，那么做是不准确的。二是要敬畏学术、注重对前辈学者成绩的继承。如果站在现在的角度看前人的研究可能觉得相对浅显，但在几十年前中国考古学初步发展的阶段，前辈学者有着对学科研究方法的摸索、考古材料的局限等诸多困难，他们的研究是从无到有的过程，在那个条件下写出的文章是很值得学习的。我们现在的研究之所以能越走越远是站在了前人的肩膀上，所以对学术要怀有敬畏之心，尊重前人成果，在前辈学者的研究基础上继承并发展。三是要勇于开拓新领域，注重做基础研究。治学是很艰难的，但困难的事也得做，而且要有开阔的眼界、勇于探索，不断去实践各种不同类型的问题，尝试各种可能性。我常说，学习就像吃饭一样，什么都要吃，得有点神农尝百草的精神，去发现哪个是能吃的。就像夏先生做有关波斯银币的文章，现在看好像只要查了《东方铸币手册》就能做，但当时只有他做。夏先生能做成这项研究是需要不断实践探索的，这其实就是开拓出新的领域做基础的研究。我做编辑时写文章也是这样，不重复别人的研究，主要是摸索新的领域。四是要干一行爱一行。最初大学报专业时我最想读的是美术，能进入北大读考古，确定多种研究方向，都是有些偶然因素在的。不过我想既然已经踏上这条路，就要按部就班地、尽自己所能地把事情做好。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卷上写了“美术考古”的词条，后来也一直进行美术考古的研究，这让我与喜爱的事业合在了一处，实现了年少时的理想。干一行爱一行、择一事终一生。每个人成长过程中都有理想，虽然有时候会和现实产生差距，但只要心中有坚定的信念，通过实践和不懈努力终能将这些理想逐步实现。这也是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过程。（记者 李小标 申兆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