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上海世博会上山西布老虎受到很多人的青睐 2006年隆冬的一天，当赵中悦得知，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即将挂牌成立，他突然意识到此前全国范围开展的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马上要与全新的非遗保护工程衔接，并将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其时，中心全部人员只有5人，连他们自己都未曾想到，山西的非遗保护会有今天这番局面。赵中悦当时就担任这个中心的主任。 五年不间断的普查、保护，使山西非遗保护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中心工作人员先后采访并登记了传承人8.8万人，拍摄照片21.3万张，拍摄视频资料3091小时，录制音频资料3366小时，共搜集非遗线索84583条，采录非遗项目33045条，发现重大项目135个。在普查基础上，形成了96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446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593项市级项目，907项县级项目。已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72名，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228名。2007年，晋中文化生态保护区被确定为10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之一，标志着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进入了整体保护的阶段。 普查：分步实施 一网打尽 普查工作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项基础性工作。这项工作做得是否扎实决定了之后一系列保护工作能否有的放矢。山西的普查一开始就在一堆乱麻中理出了自己的头绪。为了解决普查线索汇总任务大、申报不及时等问题，山西自行开发了一套普查申报软件。只要是来山西省非遗保护中心的人，赵中悦都会兴致勃勃地将自己的这套“独门秘笈”拿出来展示一番。打开墙上挂着的一个大屏幕显示器，进入“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网站，点击“普查数据库”，就可以查询所有地市申报上传的信息实时统计和名目。而且，前往普查一线的人员不需要带任何纸张笔墨，就可以将采录内容直接数字化，大大缩短了采录流程。 像这样用心琢磨出来的“点子”在山西非遗保护工作的人看来并不稀奇。虽然工作条件比较艰苦，工作任务重人手又不够，但他们总能凭借自身的努力找到一些小窍门。 普查工作是需要普查人员用足迹一遍遍拉网式搜索出来的。而面对浩如烟海的非遗线索，少得恨不得掰开来用的工作人员，并不充裕的普查经费，作为负责整个普查工作的赵中悦必须做出一个举一反三的方案，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于是，他想到了分步试点的普查模式：第一步，确定一个具有典型性的试点县，由省保护中心直接配合该县进行普查，通过实际操作，总结出一整套普查的经验和做法；第二步，在全省11个地市中各选1个县推行此办法，并继续在实践中完善；第三步，最终形成可以指导全省各县进行普查的范本。“这样由点及面，整盘棋一下子就活了。”赵中悦说，“总结试点县的普查经验和做法就是要为整个普查工作立一个标准，只有标准建立起来了，多米诺骨牌式效应才能显现。” 赵中悦所说的普查标准就是在试点县的普查实践中，省中心总结出的一整套便于操作的普查步骤和方法。他们把它最后整理成《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实用精要》，内容涵盖了经费保障、动员宣传、人员培训、田野调查、整理输录等各个方面，甚至包括动员发言、宣传标语、调查问题等一应俱全，这本实用、易懂的薄薄小册子使扩充普查人员队伍成为可能，只要拿着这本“宝书”，普查人员就可以在统一的规范和程式下进行工作。 如此浩大的普查工作，依靠保护中心的几个工作人员来完成是不可能的。赵中悦脑中早就有了这样的构成勾勒：与高校展开全面合作，在每个地市的普查小组中，安排一名高校的带队教师，因为一位教师的加入有可能带来的是几名可以直接到普查第一线的在校研究生。这样的人员构成在全国可说是绝无仅有。事实证明，这种以学校为单位的普查在山西多个地市广泛开展后获得了大量普查线索。山西大学民俗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姚宝瑄是参加非遗普查工作的老人了，仅他自己就跑了41个县，行程上万里，得到的线索上百条。多年参与非遗普查，姚宝瑄深知民俗民间文化的浩瀚与博大，在他的带动下，学校不少老师也加入其中，并在学校专门开设了俗文学与民俗文化专业，希望培养更多热爱非遗的年轻人加入普查队伍。 不仅如此，老教师、老干部、大学生村官以及中小学生都被吸收进来，成为非遗普查员。如运城市的中小学生充当普查员是从询问自己的长辈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信息开始的，这就是由当地文化部门和教育部门合作开展的“听爷爷奶奶讲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活动。这项举措不仅扩大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影响，促进了非遗进校园，也为普查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线索。 生产性保护：“公司+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 对于传统手工技艺类的非遗项目，如果仍然有生存的土壤以及市场的需求，仅仅因为自身的一些原因导致濒危，就应该由政府出面进行一系列扶持使之度过危机重获新生。扶持之后，最重要的是通过生产性方式保护使项目自身形成造血功能。在全国的非遗保护工作中，采用生产性方式已非常普遍，但在山西，这种方式在“公司+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的运转下，收效更加明显，赢得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赢的局面。 山西临汾土圪塔手工布艺有限公司的创办人黄妙娟在这一模式下尝到了甜头。这家于2002年才起步的布艺公司，主要生产各式手工布鞋，目前年产值已达400多万元，与他们长期合作的有3万余家农户，涉及周边17个县里的100余个乡镇800多个村，近年来，被他们吸收进来纳底的妇女达3万余人，其中有下岗职工80余人，纳底妇女成为土圪塔无围墙工厂的职工，实现了农村妇女劳力的就地转移，每个妇女劳动之余年收入增加4500余元。由于设计新颖、质量上乘，土圪塔布鞋的销售量一增再增，将费时费工的纳鞋底交由农户承担，来料加工，计件报酬，利用农村的闲散劳动力，大大提高了工厂的生产能力。 同样从“公司+基地+农户”模式中受益的还有唐人居古典家居文化有限公司，他们利用明清家具、竹器、砖雕、灯饰制作工艺开展修复、制作晋派家具等业务，从业人员80多人。在经营管理中，他们把分散于农村擅长做旧式家具的木匠集中起来，研究传统技艺，并实施人员培训，每年培训4批，每批20人左右，合格者方可上岗。为山西唐人居古典家居文化有限公司加工灯笼的姜子牛，是襄汾县南贾镇东牛村的村民，他以前种地每个月只有几百块钱的收入，现在做灯笼平均每月就能挣1500多元，并且还不耽误种地、养殖等其他农活，生活比以前好多了。而同村像姜子牛一样在唐人居的带动下，从事木材收购、铜饰、砖雕等各类生产活动的农户多达200多户，其收入均在万元以上，远远超过该县人均年收入。 对于发展前景不容乐观、无法从这种模式中找到出路的项目，省中心会主动为他们联系可以合作的企业，希望通过企业的带动使它们焕发生机。定襄面塑就得益于此。由于人们生活方式的转变，面塑的功用越来越远离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面塑艺人纷纷转行，手艺日渐荒废，省中心的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后，积极为其寻找合作的企业。后与太原老字号企业“双合成”合作，面塑传承人续爱花被聘至企业中，共同开发出融食用与观赏于一体的“满月虎”“开锁馍”“寿桃”等，获得了顾客的青睐。 保存：常态化的保护 随着非遗保护工作的不断深入，“重申报、轻保护”的批评声仍不绝于耳，每一位从事非遗保护工作的人都在想方设法摆脱这种倾向，使保护工作落到实处。赵中悦也不例外，他无时无刻不在思考该如何重视保护，他苦恼地说：“非遗保护目前遇到最大的瓶颈就是缺乏有效的保护手段。”而《非遗法》的公布使保护手段找到了依托，“将保存和保护提到相同的高度，可见，目前保存工作的重要。”赵中悦认为，对非遗项目及传承人进行全方位、立体化的记录、收集和整理就是目前最有效的保护手段。 对非遗项目及传承人进行资料性搜集和保存在前几年就已经进行，现在，山西省非遗中心要做的就是把这项工作继续得更加完备和深入。为了节省人力、物力，赵中悦把自己的队伍培养成既能进行文字记录又有摄像、照相技术的专业人员，这样一来，一个项目点派去的人员就可以精简到1至2人，多个项目采集任务就可以同时铺开，这样工作效率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提高。即便如此，一个项目的搜集保存也得花费8、9个月的时间。“也就是说，我们中心工作人员大半年的精力全用在项目搜集保存上了。”赵中悦说，“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我们自己清楚。”在襄垣鼓书的搜集过程中，工作人员不仅要把当地全部会唱鼓书的艺人召集起来进行一一录制，还得等待时机，在有办满月、婚宴的场合必须第一时间赶过去把鼓书的演唱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而且，还对国家级传承人王俊传进行了重点追踪，前后整理其口述史达30万字。 “非遗保护不是凭空喊喊口号，大量的工作需要埋头苦干，对项目进行全方位保存，这才是应该一直坚持的常态化的保护。”对赵中悦来说，10多年非遗工作的摸爬滚打练就他不向困难低头的韧性。就算保存任务再艰巨他都能克服，“因为我身后站着一支平均年龄只有30岁的精干队伍。” 其实，赵中悦有自己的蓝图，那就是完成数字博物馆的建设，这项工程在全国来说尚属首家。“博物馆与数据库的区别就在于它可以对公众开放，能互动，更加赏心悦目。”这项工程预计在明年年底“完工”，向公众见面。（记者 杜洁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