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遗产保护观念分析

吕舟

　　文化遗产的保护涉及到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两个部分。在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中国文化遗产保护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在世界遗产保护的领域与国际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紧密结合，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文化遗产保护中需要注重更多地发挥民众的作用，加强社区参与，这不仅是凝聚更广泛的社会参与群体的重要手段，更是文化遗产保护发展的大势所趋。

　　文化遗产价值认识的发展

　　普查是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最重要的工作，对文化遗产的相关数据、资料进行收集、整理，这是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基础。长城作为巨型文化遗产，规模庞大，对它的保护应当是整体的全区段的工作。认识、了解长城的整体状况，这就需要跨部门合作，确定长城的相关数据及与周围环境的关系，这样才会对长城有一个整体的概念。经2009年的数据调查显示，仅明代长城的长度就为8851.8公里。

　　我国已开展3次文物普查，第一次文物普查是在上世纪50年代，普查之后公布了大约5000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在80年代，之后全国各省相继推出文物地图集，统计共大约34万处。第三次文物普查已经确认了80万处不可移动文物。3次普查数据的跨越性发展，反映了我们对文化遗产价值认识发展、变化。

　　通过第三次文物普查，诸如人民公社的建筑、大寨梯田、知青点等作为我国当代历史的实物见证，反映出时代的精神和文化特征，具有自身的价值。同时，产业遗址、与重大事件有关的遗迹、反映文化多样性的乡土建筑也受到了更多的关注。事实上，第三次文物普查促进我们重新认识、定义不可移动文物，反映了我国从文物保护向文化遗产保护的发展趋势。

　　对我国申报世界遗产项目价值的阐释，更充分地反映了我们在文化遗产价值认识的发展。例如在山西五台山申报世界遗产的价值阐释中，突出了五台山的佛教圣地地位，在遗产构成项目的选择上强调了对五台山佛教发展和历史、寺庙类型的完整保护，而五台山自然环境与其在佛教发展历史中的作用的结合，又使其成为典型的文化景观。河南登封古建筑群对“天地之中”概念的强调，使得一些表面上看似缺乏关联的古代建筑具有了一种与中国传统哲学中核心观念的密切联系，这种联系使这些古代建筑具有了重要的文化价值，并在精神层面成为一个整体。杭州西湖作为文化景观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同样也是强调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审美特质。厦门鼓浪屿、北京中轴线列入中国申报世界遗产预备清单的研究，也把对文化价值的研究放到了价值研究的核心位置，这些工作反映了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整体状况。

　　重大保护专项 推动观念变化

　　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是一个实践活动，每一次大的实践活动都会推动观念的变化，都会让人们有一个重新的认识。例如三峡库区文物保护工程，作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工程，在10年的时间中，集中了中国文物保护机构、大学、研究机构的文化遗产保护力量对三峡库区淹没范围内的地上、地下文物进行全面调查、保护、发掘，使全国文物保护力量得到整合，形成了具有强大保护工作能力的文化遗产保护力量。这种保护能力在2008年“5·12”汶川地震震后文物抢救保护工程中也再次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三峡工程库区文物抢救保护工程中对张飞庙的搬迁，从其文化价值和文化意义的角度探讨了搬迁方案，也体现出文化遗产保护观念上的一个转变。白鹤梁的水下博物馆无论在观念还是技术上都对文化遗产保护做出了重要的创新。

　　山西晋城、长治地区拥有105个元代以前早期建筑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占我国元代以前早期建筑的一半。“十一五”期间，山西南部工程投资约人民币5个亿来对文物建筑、壁画等附属文物进行维修、保护；同时，对文物环境加以整治，目前项目工作已进行过半。值得关注的是，这是我国第一次在相对短的时间内，集中对一个地区的早期建筑进行全面保护和维修，并且，该工程也是第一次对涵盖整个南部所有项目的资料按统一标准收集、整理、建库、出版，将形成我国古建筑保护第一个整体性、系统性的、基于数字技术的资料库，会有效促进项目工程的设计、施工、监理等方面的顺利进行，是文物保护工作中巨大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