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曲艺家协会主席、著名相声演员李金斗，人缘极好，因此被很多圈中人尊称一声“斗爷”。

　　“斗爷”也很低调，轻易不接受个人专访。认识他很多年，几乎都是为了曲协或中国广播艺术团以及各种纪念相声前辈的活动才会接受媒体采访。采访时他很少谈及个人，还经常叮嘱记者“千万少提我，都是大家的努力”。

　　9月7日，由李金斗和冯巩、巩汉林、金珠、赵炎、刘伟、刘全利、刘全和、付强、李伟建、武宾、贾玲等名家新秀共同主演的《越来越好相声小品新作品晚会》将在保利剧院上演。为了这台中国广播艺术团2011艺术周的重头节目等重要活动，“斗爷”才答应了记者的专访要求。

　　李金斗能够接受本报记者专访，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爱看《北京晚报》。他不仅对晚报的文娱报道十分关注，还特别喜欢看苏文洋的专栏。在他看来，那些深入民生、针砭时弊，文风犀利但又不失幽默和分寸的文章，其精彩程度绝不亚于最受老百姓欢迎的相声。“这些年，我们相声缺少好的新作品，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好作者太少。”听上去，“斗爷”似乎很期望，有一天苏文洋老师也能为相声创作做点贡献。

　　学艺艰辛曾改行

　　到“全聚德”当厨师

　　记者：您最初是怎么走上相声这条艺术道路的呢？

　　李金斗：我从小失去父母，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家里很穷，上小学时喜欢踢球，但没钱买球。有个叫孙殿华的同学有足球，我就爱跟着他玩。他喜欢说相声，每次表演都让我给他当捧哏。有一天，他告诉我北京市曲艺团招收相声学员，让我陪他去考试，结果我考上了，他却没考上。但我奶奶反对我学相声，瞒着我把我的录取通知书撕了。负责招生的赵振铎老师通过街道办事处找到了我家，跟我讲了很多进团说相声的好处，我被深深吸引了，于是成为了北京曲艺团当年最后一名入学的新生，从13岁开始坐科学相声。

　　张文顺是我同班大师哥，王谦祥、李增瑞也是我同学。我的班主任是侯宝林先生的大弟子贾振良；启蒙老师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教育家王长友和谭伯儒先生；后来我又在王长友老师的支持下，拜了他的高徒、著名相声演员赵振铎为师，王长友老师就是我的师爷。他们都教了我太多太多东西，让我终身受益匪浅。1996年，我师傅赵振铎去世，因为他是回民，我披麻戴孝，给他在清真寺里操办了隆重的葬礼，当时我瘦了十几斤，每天都得吃救心丸。对我来说，师恩实在难忘啊！

　　记者：但听说您曾经也改过行，到“全聚德”当过厨师。

　　李金斗：“文革”时，我被下放到农村干校劳动改造挖防空洞好几年；等到“文革”后举办第一次全国曲艺调演，我看到其他演员大显身手，却看不到自己的相声事业前途，于是痛下决心改行，到“全聚德”烤鸭店学厨，苦练配菜切菜、颠勺炒菜。但我的心里还惦记着相声。有一次我拿到一个相声剧本《学徒》，写的是一个年轻人如何干一行爱一行，成为一名优秀厨师的，就像是为我量身定做的。于是，从“文革”开始后就再也没登过舞台的我，终于重返舞台说起了相声。

　　记者：最让大家难忘的就是您的相声《武松打虎》了。

　　李金斗：那是1985年，北京市决定要举行“首届中青年演员调演”，这是“文革”后二十年来的第一次文艺赛事，震动了当时文艺界。那时我正守在得了胃癌的养母身边，照顾她生活，是陈涌泉老师到医院把这个消息告诉我的。我当时38岁，决心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参加这次难得的演出，经过再三请求终于争取到了一个剧本，就是廉春明创作的《武松打虎》。为了说好这个相声，我和陈涌泉老师反复研究仔细琢磨，并且多次专门到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万春先生家中向他求教。他给了我们很多非常有用的指点，帮助我们将京剧艺术糅到相声表演当中，丰富了演员的表演手段，使这段相声非常生动。我们还把传统相声中的醒木等技巧也糅到节目当中。结果《武松打虎》最终以新颖的形式、高难度的表演和巧妙犀利的内容，引起了轰动，剧场效果非常强烈，我也因此获得了“北京市首届中青年演员调演”曲艺组唯一一项“优秀表演奖”。后来我又参加了中央电视台全国首届相声邀请赛，获得了逗哏一等奖；文化部“全国新曲目大奖赛”一等奖，被称为“三连冠”，我也是从那个时候走出了事业的低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