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 放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民俗学与社会发展所教授，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民俗室主任，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副会长兼中方会长。

丁聪给钟敬文先生画的人物像

　　钟敬文（1903—2002），20世纪中国民间文化界的学术大师。在80余年的学问生涯中，他亲手建立了民间文艺学与民俗学两大学科。在他晚年，还以少有的学术自信，倡导建立中国民俗学派。钟先生是一位挚爱民族文化，有着强烈爱国感情的学者与诗人，思想学术的纯正与诗歌散文的精彩，成就了先生特殊的人格魅力。我们今天常读先生遗著，他的思想、学问与人生的情趣成为影响与促动我们进步的精神动力。

　　今年1月10日，是先生去世十周年的日子，此时我们更加怀念我们的敬文先生。下面让我们追随钟先生足迹，作一次民俗学的学术追思之旅吧！

钟敬文与陈秋帆伉俪（上世纪30年代）

钟敬文与民间艺术表演者亲切交谈

　　与民俗学结缘

　　“五四”在钟敬文心中播下了挚爱平民文化的种子。钟敬文常说“五四”是他的乳娘，他是“五四”的儿子。

　　钟敬文先生，原名谭宗，一字静闻。广东海丰人，1903年3月20日出生于海滨小镇的平民人家。1919年，年仅16岁的钟敬文就读于海丰陆安师范学校。这时“五四”的春风吹到了岭南，“五四”新文化运动，对耽爱古代诗词与小品的少年钟敬文来说，犹如启智的惊雷。他在后来回忆说：“五四的智慧醒觉运动把我的心眼撞开了。”“五四”在钟敬文心中播下了挚爱平民文化的种子。钟敬文常说“五四”是他的乳娘，他是“五四”的儿子。重要的是“五四”使他“把生命与整个民族、国家联系起来，并开始了一条新的学艺之路”。

　　当时钟敬文与同学们一道宣传演讲，抵制日货。正是这样的人生实践，使钟敬文对国家和社会有了实体感觉。1922年在陆安师范学校毕业后，他成为小学教员。但钟敬文不满足糊口的职业，他渴求精神滋养，他将微薄的薪水节约下来，汇寄到上海、汕头等大城市去购买新文化、新文学的书刊。

　　这一时期他在新文化思潮的影响下，对民间文学发生兴趣，他丢开了手中的子曰诗云等文人文学（虽然这是他一生的私爱），关注身边的口头文化。他在海丰家乡起劲地搜集民间故事、民歌、民谣，家里的嫂嫂、邻居老伯、店里的工人都成为他访问的对象，他将搜集来的民间文艺材料进行整理之后，投寄到北京大学的《歌谣周刊》。当一些人讥之为“破铜烂铁”的野生文艺公然刊登在中国第一学府的校刊上时，对于这位热情洋溢海滨的少年来说，不仅是鼓舞，而且意味着此生将与民众的文化结缘。1924年起，钟敬文陆续在《歌谣》周刊等刊物上发表了《读〈粤东笔记〉》、《南洋的歌谣》和《海丰人表现于歌谣中之婚姻观》等有关作品，这是钟敬文在民间文化领域的最早成果。

　　与早期中国民俗学运动

　　郁达夫对钟敬文的散文有很高的评价：“清朗绝俗，可以继周作人、冰心之后武。”

　　地方的偏僻，环境的狭小，使急切地盼望新知的钟敬文，感觉到寂寞与苦闷。一次偶然的机会，钟敬文终于走出了故乡的逼仄，来到了华南的大都市广州，钟敬文获得新的人生机缘。1924年开始，在岭南大学半工半读之余，钟敬文利用图书馆开始了民间文化的研究工作，他整理了《粤风》等民俗文献，并结识了冼星海、刘乾初等进步人士，开始阅读包括《共产党宣言》等革命书刊，给《少年先锋》写稿。1927年秋，钟敬文在顾颉刚的介绍下，转入中山大学，担任中文系助教并教预科的国文。这是钟敬文学术生涯的重要开始。

　　当时在北京大学从事歌谣研究会与风俗调查会的骨干人物如顾颉刚、容肇祖、董作宾等南来中大，他们觉得应该继承发展在北方开始的重视平民文化的新的学术事业，而年轻的钟敬文更是满腔热情，他积极的参与并组织相关活动。他协助顾颉刚等成立了我国第一个民俗学研究组织——民俗学会，倡办民俗学讲习班，并讲授歌谣专题。编印《民间文艺》、《民俗周刊》及民俗学丛书。对民俗学这门研究民间文化的新学问极力进行宣传与推进。在那些大牌教授的支持下，负责实际事务的钟敬文，是早期民俗学运动的重要分子，他经常是身兼编辑、校对、联系印刷等事务，忙得不可开交，忙得有滋有味，因为这是他喜爱的事业。在广州期间，钟敬文出版了《荔枝小品》、《民间文艺丛话》和《民间趣事》等文艺与学术专集，在文艺界、学术界崭露头角。

　　次年的夏天，正醉心于学艺进步的钟敬文，遭逢了涉世以来的第一次重大打击，早就对进步学者不满的假道学校长，借钟敬文经手付印的《吴歌乙集》中有“猥亵”的语句，而将他解除教职。但他并没有沉沦，在钱塘江潮水高涨的时候，钟敬文应朋友刘大白之邀，乘船到了杭州，任职于浙江大学文理学院。

　　西湖秋色安抚了这位远来的异乡游子，催发了他的文学情思。在杭州，钟敬文除了在浙江大学文理学院任教外，曾热心于散文、小品的写作，出版了《西湖漫拾》（1929）、《湖上散记》（1930）等散文集，在散文创作上取得了较大的成功。郁达夫对钟敬文的散文有很高的评价：“清朗绝俗，可以继周作人、冰心之后武。”钟敬文的散文创作成就奠定了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但此后的钟敬文没有沿着文学的道路前行。他没有忘记“五四”的精神滋养，没有忘记自己研究草根文化的使命，在文学与民间文化的两条道路的比较中，钟敬文选择了后者。

　　更为重要的是，钟敬文在浙江开辟了民俗学研究的新天地。他在杭州团结了一批爱好民俗学的同志，与娄子匡一道发起成立了“中国民俗学会”，编印了《民间》、《民俗学集镌》及民俗学丛书，继续推进民俗学资料的搜集整理与学术研究。在杭州时期，是钟敬文学术上迅速成长的时期，他不仅致力于民间文学的搜集、研究，写下了多篇民间文学的研究文章（这些文章至今仍然为学界所引用），而且注意吸取国外的理论研究成果，同外国同行建立学术联系。一时间杭州成为继北大、中大之后的民俗学研究重镇。钟敬文在杭州还写下了《中国民俗学运动歌》（1930），为这首歌谱曲的是当时南京中央大学音乐系主任、著名音乐家程懋筠教授（他是国民党党歌作曲者）。钟敬文在中国民俗学运动歌中写道：“这是一座壮大的花园，里面有奇花，也有异草”，号召大家来耕耘，虽然今天比较寂寞，但“有一天她定要惊人地热闹”！这一天才般的预言在今天的中国神奇地应验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热潮中，传统民俗文化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钟敬文等老一辈开创的事业在今天有了前所未有的新发展。

　　为了直接吸取国外文化理论的滋养，1934年，钟敬文毅然放弃优厚的教职，东渡日本求学深造。在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文学部研究院，钟敬文成为一名出色的研究生，他每天伏在那九层楼的图书馆里，耽读着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等理论著作。如他自己形容像老牛进了菜园，埋头享受难得的佳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