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展鹏院士和学生们在一起。图片除资料照片外均由郭小清摄

　　对一个正处于事业巅峰期，原本精力充沛的人来说，瘫痪不啻于致命一击。很少有人知道金老师是怎么熬过那段突变的岁月。作为刚毕业留校的助手，刘华山见识了老师的坚强与乐观。

　　“我不能就这样躺下去，我要看书。”思维仍然敏捷、语言仍然流畅的金展鹏对妻子胡元英说。

　　胡元英拿来一本新到的专业书刊。

　　怎么看呢？由于颈椎不能长时间受力，他只能躺着看。于是，妻子把书举在仰躺在床上的金展鹏眼前，但是没坚持几分钟，妻子的手就开始晃动，字迹变得模糊，正看得津津有味的他只好暂停。休息片刻后，两口子又开始协作看书。如此反复，两个小时下来，妻子的手举酸了，丈夫的脖子僵了，眼睛涩了。但是，细心的妻子发现丈夫露出了生病后的第一个笑脸，那是她熟悉的顽童般天真的笑容。金展鹏欣喜地对妻子说：“我可以看书了！可以工作了！”

　　这天之后，胡元英一直琢磨着如何解决书本晃动的问题。受人们用三脚架将物品固定在墙面的启示，胡元英从别人搞装修的废弃物里捡回两个木头三脚架，当金展鹏需要看书时，就用绳子将其固定在床头两侧，把书放在上面，问题迎刃而解。

　　从此以后，年过花甲的金展鹏靠这个倒挂在床头的“书桌”，还有轮椅和电话线，再次出征相图领域。

　　金老师得病以后，有人曾劝他把学生交给其他导师带，自己安心养病，他没有答应， “20岁是人生最美好的时光。交付在我手里，我就要用心带好他们。我必须对学生负责，对家长负责，对国家负责！”病重初期，他疼得头都抬不起来，还把学生们叫到病房，让他们把文章一段段念给他听，论文一页页翻给他看，他则逐字逐句告诉学生纰漏在哪里，怎么修改……在住院的9个月里，他带出了4个硕士、2个博士，看了近千页的论文。

　　学生也是金老师最好的药。胡元英在他痛苦的时候会说，“这个时候有学生打电话来就好了”。只要学生一打电话，金教授的精神就好了很多，忘记了身体的不适。

　　刘华山说，大约生病半年后，金老师就把心理状态调整过来了。我们有时候看着他难受，他反而会安慰我们说：“坐在轮椅上也有个好处，那就是以前没有时间想，或者静不下心来想的问题，现在却可以想得很清楚、很透彻。”

　　1998年，国家与日本有个人才互换培养协议，对刘华山来说，这是个很好的机会。但是，金老师生病后，已经有多名学生出国，如果他再去日本的话，实验室就只剩下病中的金老师了。刘华山很犹豫。金老师却劝慰他说，你放心，我们要把眼光放远一点，困难是暂时的，我现在身体状况稳定了，可以把相图实验室撑下去，不会让它散的。

　　两年后，刘华山得知金老师的研究团队在资金和人才上陷入困境，谢绝了日本导师的挽留，回到了中南大学。他说，我不仅与国家有协议，而且与金老师有着“精神上的协议”。在那么困难的时候，金老师送我出去进修，为的是我个人的发展，也是为了相图实验室的发展，我不能辜负他。

　　“假如给您三天时间，让您像健康人一样生活，您会做什么？”金老师思量了一番说：“没什么，还是要去办公室，”他庆幸仍思维敏捷，“只要有一个脑袋存在，就要思考和创造，这样我才感到活着是很有意义的，所以我愿意乐观地生活、努力地工作。”

　　这番表白不是矫情，而是真性情。长沙秋汛，连降暴雨，但金老师顶风冒雨地到办公室，仍是那么准时。工作对他来讲，既是习惯，也是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