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上世纪80年代后，他的科学思想更加活跃，驰骋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等各个领域，同时他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自己的研究工作，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点上，做出了许多开创性的贡献，诸如：系统工程和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人体科学、科学技术体系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等。

　　钱老不仅将我国航天系统的实践凝炼成航天系统工程理论，还致力于将此概念与方法推广应用到整个国民经济建设中，并从社会形态和开发复杂巨系统的高度，论述了社会系统。他认为，任何一个社会的社会形态都有三个侧面，即经济的社会形态、政治的社会形态和意识的社会形态，从而提出把社会系统分解为三个子系统，即经济系统、政治系统和意识系统。相应于这三种社会系统，应有三种文明建设，即物质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意识形态）。从时间的角度和改革开放25年的经验来看，三种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就是社会系统工程的最好佐证。

　　钱老对系统科学最重要的贡献是他发展了系统学和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方法论。在后来的研究工作中，他赋予这一方法论更广泛的含义：处理复杂行为系统的定量方法学，是半经验半理论的，提出经验性假设（猜想和判断），是建立复杂行为系统数学模型的出发点。他特别指出，当人们寻求用定量方法处理复杂行为系统时，容易注重数学模型的逻辑处理，这样的数学模型看起来“理论性”很强，其实不免牵强附会、脱离实际。与其如此，倒不如从建模一开始就老老实实承认理论的不足，而求援于经验判断，让定性的方法与定量的方法结合起来，最后定量。

　　这一个对复杂性系统建模的“点”“拨”，真是发人深省，对我来说更是有醍醐灌顶、茅塞顿开之感。回想起我于1991年起主持上海市综合经济（计委、财政、物资、物价等）工作，上任后不久，就力图将过去的“行政长官意志”转变为科学管理，建立上海这个全国经济总量最大城市的“投入产出模型”、“物资供求与价格模型”以及“生产要素（资本、土地、人力等）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模型”等。由于理工科的背景和对数学逻辑的“迷信”，过分追求数学模型的逻辑处理，而忽视了社会系统中的其他不稳定因素，虽然从解放以来的六个五年计划的实际数据整理中，得到一套数学模型，但相关性甚低（≤0.70），与经验性的“毛估估”（上海土话，意即粗略估计）差之不多。以后拜访了不少老的领导，了解了过去30年经济计划执行中出现过的非经济因素（如各次政治运动、主要行政领导的干预、以及意识形态波动等），加以综合判断，剔除某些项目及年、月后，模型的相关性就提升到0.9以上，即钱老所说“求援于经验判断，让定性的方法与定量的方法结合起来，最后定量”就符合复杂系统的实际了。从90年代中期开始，上海市的人口预测、中小学生规模预测、外来劳动力需求总量预测等，大都采用了钱老所说的方法，取得了较满意的结果。

　　钱老并没有把对系统学的研究停止在这一水平上，他同于景元、戴汝为合作，深入到一个科学新领域——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及其方法论，并在1992年提出了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的应用形式，即用计算机信息系统构成的综合集成研讨厅。他将这种综合集成工程提炼成大成智慧工程，进而上升到大成智慧学。

　　钱老晚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知已达到很高的境界。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最高概括，它的核心是辩证唯物主义。他运用系统科学的观点和方法，逐步形成了一个现代科学技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联系的整体构想；它将整个体系纵向分为三个层次，最高层次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最下面的层次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十一大部门，其间通过十一架“桥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十一大科学技术部门联在一起，这些“桥梁”分别是自然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数学哲学、地理哲学等，因为这些“桥梁”分别概括了十一大科学技术部门中带有普遍性、原则性、规律性的东西，即各门科学技术的哲学。因此，也可以把它们共同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和基石。

　　在钱老关于哲学―系统学的论述中，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综合集成思维贯穿钱老科学研究的始终，就是把还原论思想和整体论思想结合起来的系统论思想。而把系统理论和系统技术应用到改造客观世界实践中，这就是综合集成工程。其实质是把专家、数据和信息体系以及计算机体系有机结合起来，构成一个高度智能化的人人机、人?网结合的系统，这样就能充分发挥人的思维、人的经验、知识智慧，并把各种情报、资料和信息统统集成起来，在网络和计算机技术的辅佐下，使定性的认识上升到定量的认识。它的发展和应用，必将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坚实的科学支持。

　　钱老是近代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他从一名坚定的爱国者逐步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进而成为一名模范共产党员；从一位卓越的工程科学家、国防科技领军人物，成为我国系统科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成为哲学家和思想家。总之，他是一位人民的科学家，他是中国人民的骄傲。（作者：徐匡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