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16日，香港。

　　一代宗师饶宗颐将接过西泠印社社长聘书。

　　“天下第一名社”西泠印社，自此有了第七任社长，领袖群伦。

　　时间往前推几日，12月13日，杭州。

　　西泠印社的第八届理事会第六次会议，全票通过，“社长”一职尘埃落定。

　　“ 西泠五老”之一的丁茂鲁先生走到西泠印社副社长陈振濂跟前，感慨：饶先生来当社长，此举不一般。依西泠印社的地位，就是需要这样一位让众人佩服，德高望重的先生来担当。

　　饶宗颐，钱钟书赞他是“旷世奇才”，季羡林说他是“我心目中的汉学大师”。他是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宗教史家、比较文化史家，是国际汉学界公认的泰斗级人物。的确，他就像一个失传已久的奇迹：不仅精通琴、书、画，同时学术著作等身；不仅精通中英今古文，还精通梵文、希伯来文、波斯文。

　　那个年代，像西泠印社这样的民间学术社团何止一个，唯有西泠印社名扬天下，与社长的人选有莫大关系

　　为什么西泠印社会请饶先生来做社长？

　　此前，西泠印社副社长陈振濂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说过这样一番话：

　　请他来，不是请他来主持具体工作。他是学界的一根标杆。

　　晚清和民国时期，像西泠印社这样的民间学术社团何止一个，唯有西泠印社名扬天下，与社长的人选有莫大关系。

　　看看西泠印社的历任社长都是什么人，就知道了，吴昌硕、沙孟海、赵朴初、启功……

　　西泠印社社长一职，实在太重了。

　　什么样的人能当此大任？

　　西泠印社的标准是：艺术大师、学术泰斗、社会名流。

　　艺术大师和学术泰斗，两者就已经很难兼容，因为人的精力总是有限。更不用说还要加上“社会名流”。什么是社会名流？社会名流意味着，他对这个社会要有所担当，有使命感，能推进社会文化发展的进程。而不是仅仅专注于个人造诣。

　　从这三个标准来说，请饶先生来当社长，是西泠印社的荣耀，而不仅仅是饶先生的荣耀。

　　2005年西泠印社第六任社长启功先生去世，社长一职空了六年。

　　事实上，西泠印社史上，社长空缺并不罕见，西泠的一百多年历史，有近半时间这个位子都是空缺的。

　　2009年，西泠印社内部曾做过一个问卷，问理事和成员们，第一问是，第七任社长应该从社内产生还是从外面延请。第二问是，请推荐人选。

　　问卷收上来，多数人赞同社长一职应从外界延请一流文化大家担当。

　　这一结果，同当年西泠印社创社时的情形一脉相承——1904年，西泠印社四位创始人丁仁、王禔、吴隐、叶铭，都是完全有实力担当社长一职的大家，但最后四人还是请来吴昌硕出任社长。从这里你可以看到西泠印社的胸怀。

　　西泠印社是中国读书人创造的文化奇迹。请饶先生来的深层意义，便是要竖起国学的旗帜

　　现在外界评价西泠印社，除了高山仰止，亦会以“孤岛”来形容。 陈振濂是这么理解的：“西泠印社就是一座精神孤岛，在努力地守住传统文化，守住一方净土。”

　　清末西泠建社，正逢近代中国最为动荡的年代。杭州四个年轻人，创立了一个金石学社团，在西学东渐的当时，便是冷清的。但他们就这么孤独地，自在地坚守下来。做着抱残守缺的工作，才有了百年西泠的今天。它是一群中国读书人创造的文化奇迹，在中国社会急剧转型，思想、文化多元化的今天，在某种程度上，西泠印社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象征，国学的一个孤本。

　　国学本来就是一件孤独的事，安静的事，要习惯日积月累地坐冷板凳。

　　陈振濂认为，现在的国学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国学太热，太时髦了。大家都在半懂不懂地说国学。而我们需要的是，在这个喧嚣的时代，真正沉潜下来，做学问，做守得住孤独的人。

　　这也是请饶先生来当社长的深层意义：竖起一杆国学的旗帜。

　　西泠印社目前正在做的一件大事，是要重振金石学。金石学是国学，但金石学在近代已经随着大学的学科分类，被分到古文献、古文字学、古代汉语里。它的内容还在，但金石学这个学科，没有了，断层了。

　　另一件事情是，西泠印社要求社员必须做到诗、书、画、印综合。西泠印社不直接培养人才，但它一直在倡导这样一种理念，来引导艺术人才往这个方向发展，这也正是传统中国文化对读书人、知识分子的一种期待。（记者 郭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