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吴宓是学者也是诗人。他的一生经历了晚清、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代，又经受了东、西两种文明的洗礼。他以研究和教授西洋文化与文学为主要职业，但又志存“保存、发扬中国文化”，“认为中国文化是最好的，而且可以补充西洋文化之缺点”（《吴宓日记续编》1949年12月19日“整理者按”所引吴宓在1966年9月8日“文革”中所写交代材料）。作为诗人，吴宓一生饱读中西古典诗歌，坚持旧体诗词创作，早年即出版过《吴宓诗集》。吴宓曾说：“吾于中国之诗人，所追慕者三家。一曰杜工部，二曰李义山，三曰吴梅村。以天性所近，学之自然而易成。”（《吴宓诗集》卷首作者《自识》）从个人天性和创作风格来讲，这个表述是合乎实际的。但值得关注的是，吴宓曾亲手评注过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顾炎武的诗集。从《吴宓日记》和《吴宓日记续编》可以看出，在明清诗人中，梅村诗他是自幼熟读，而且终生作为精神寄托的。在1956年12月28日的日记中，他曾有诗说：“吾生最爱梅村诗，老去熟吟涕泪随。”相比之下，接触顾炎武则要晚得多。从他自己的记述可以看出，在上海中华书局1935年出版《吴宓诗集》时，他还没有深入研读过《顾亭林诗集》。那么，吴宓是如何会喜欢上顾炎武，或者说，他对顾炎武的接受是因为怎样的精神需求？就成了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讨论这个问题，对我们今天研究吴宓的人格、思想、心态与个性，都有极为重要的参考意义。

　　吴宓最初接触顾炎武的诗，是受了著名学者黄节的影响。据他自己说：

　　宓最先闻碧柳言“顾亭林之诗甚好”，未及读也。一九三四年秋冬，黄晦闻师在北京大学讲顾诗。宓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始在北京东安市场旧书店购得《顾亭林诗集》木刻本二册（平定张穆〔石洲〕刻本）。次年一九三五年一月二日，假得黄师铅印讲义一份，恭录讲义要目于书眉（十六日送还讲义，师已病，不能赐见。二十四日师即逝世）。至（1937年——引者按）七月初，学校放暑假，宓乃借取山阳徐嘉（遯庵）注本，逐首细读，并录其要点于书眉。日夜为之，至七月二十二日卒业。（王泉根：《重庆发现的吴宓佚文》，《多维视野中的吴宓》，重庆出版社2001年版，第531页。）

　　吴宓《空轩诗话》之十《黄节注顾亭林诗》，则较为详细地介绍了他受黄节影响而读顾诗的经过：

　　黄晦闻师在北京大学授毛诗未完，乃于甲戌秋起，改讲顾亭林诗，并依例作笺注。宓昔闻碧柳盛称顾亭林诗，至是乃始研读。本年一月三日，宓谒黄师，续借讲义，归而抄录。师复为阐述亭林事迹，谓其既绝望于恢复，乃矢志于学术。三百年后，中华民族由其所教，卒能颠覆异族，成革命自主之业。今外祸日亟，覆亡恐将不免，吾国士子自待自策当如亭林。是日，师言时，极矜重热诚。宓深感动，觉其甚似耶稣临终告语门弟子“天地可废，吾言不可废”之情景。宓心默诵黄师“束草低根留性在，寸稊寒柳待春分”及“人伦茍不绝，天意必有寄。方冬木尽脱，生机盖下被”之诗，颇以自警。（《吴宓诗话》，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90页。）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吴宓最早接触顾亭林诗是在1935年，但真正认真研读则始于1937年。这也可以从后面所引的日记得到证明。

　　二

　　从《吴宓日记》和《吴宓日记续编》所记录的情况看，吴宓对顾亭林诗集的阅读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段（这一点与读梅村诗的情况不同），即1937年和1956至1958年两年间。

　　1937年的日记有如下记载：7月18日：“读《顾亭林集》。”7月20日：“仍读《顾亭林集》。”7月21日：“仍读《顾亭林集》。”7月23日：“仍读《顾亭林集》。”7月25日：“读《顾亭林集》。”7月26日：“读《顾亭林集》。”这与他前面所讲的“至七月初，学校放暑假，宓乃借取山阳徐嘉（遯庵）注本，逐首细读，并录其要点于书眉。日夜为之，至七月二十二日卒业”的情形，是基本相符的。当日读完以后，作者曾写了《读顾亭林诗集》七律二首，该诗题注云：“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二日，在清华作。时卢沟桥变起已半月。”当月28日，北京抗战即开始。所以，吴宓真正开始认真阅读顾亭林诗，是在国难当头的背景下，从文化救亡的目的出发，试图寻求一种立身行事的准则。这在某种程度上又强化了他对中国文化所持有的自信和认同。他说：“九·一八国难起后，一时名作极多，此诚不幸中之幸。以诗而论，吾中国之人心实未死，而文化尚未亡也。”（《空轩诗话》之四十，《吴宓诗话》，第239页）在吴宓看来，只要文化不亡，中国就不会亡，文化亡则中国亡。很显然，一九一四年四月六日朋友的一番谈话曾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激发他对中国的未来做了深入的文化思考。当日的日记中说：

　　晚，与锡予谈，言国亡则吾辈将何作？余曰：上则杀身成仁，轰轰烈烈为节义死，下则削发空门遁迹山林，以诗味禅理了此余生。如是而已。锡予则谓，国亡之后不必死，而有二事可为：其小者，则以武力图恢复；其大者，则肆力学问，以绝大之魄力，用我国五千年之精神文明，创出一种极有势力之新宗教或新学说，使中国之形式虽亡，而中国之精神、之灵魂永久长存宇宙，则中国不幸后之大幸也。

　　正是秉着这样一种信念，他对当时有人倡导的以汉语拼音化为方向的文字改革，极力痛斥，他说：“甚至如最近破灭汉字、斵丧国魂之种种所谓文字改革运动，亦以‘国难’为根据，为理由。岂不可愤可伤哉！”这一态度一直持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1954年3月24日的日记中，他记道：“新华书店观书，见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报告，大旨决定废汉字、用拼音，但宜稳慎进行云云。索然气尽，惟祈宓速死，勿及见此事!”1955年3月5日则云：“晚萧瑞华来，宓与谈中国文字之优卓，胜过西文之处。近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已宣布通行简字，并以拉丁化拼音为最后之目标，则汉字亡，中国文化全亡，已成事实。今后更无挽救之机会，曷胜痛心!”结果反对简化字，在反右运动中就成了他的一大罪状。

　　因为这种为文化守护的责任感，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随着极左思潮的不断加剧，对传统文化的否定日趋升级，让吴宓有了一种触处皆误的忧疑和愤懑。所以他不禁感慨“藏名避世身同苦，保教存文事益难”（《叠前韵寄稚荃》，1950年11月作，见《吴宓诗集》第454页）。1955年12月2日，他更是愤懑地写道：“往者宓希慕顾亭林，欲留播中国文化种子；今惟求速死耳……”到了1958年，随着“大跃进”的开展，吴宓的这种危机感更加深重，本年的6月9日，他写了七律《殉文一首》，前两联云：“殉文有志愧前贤，淟涊余生尚苟全。为圣者徒何所悔，谓他人母最堪怜。”（《吴宓诗集》，第499页）以此来鼓励自己，同时也表明心迹。

　　吴宓对顾炎武的接受虽然比较晚，但顾氏“守先待后”、“留播中国文化种子”的责任感却对他影响至深，使他不悔“为圣者徒”。这从他至始至终反对文字改革，“文革”末期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愿意批林而坚决反对批孔，以致为此遭受种种磨难而始终不悔，都可以得到证明。

　　三

　　吴宓在诗作和日记中屡屡将吴梅村和顾亭林并举。1935年12月，他写了《读顾亭林吴梅村诗集》七律一首：

　　史可为诗吴祭酒，身能载道顾亭林。殊途壹志忠和爱，隔代相怜古类今。天下兴亡原有责，江山文藻尽哀音。商量出处吾谁与，豹变龙潜看陆沉。（《吴宓诗集》第306页）

　　对于这两个易代之际的著名人物，吴宓曾凭个人的体会，做过如下的比较：

　　顾亭林（1613—1681）：1.阳刚性。2.主道。3.注重政治（兼包军事）斗争，地理，历史。4.富于责任心：自为英雄，从事复国抗清，以至讲学术、传文化，为天下后世谋。5.恒觉自己坚强不屈，是守志而成功之人。6.其道尊，可敬。7.归宿于宗教（儒教）。8.是正面人物，精深，博大，雄伟。9.所作是史诗（寓我之情）。10.其诗是自传。

　　吴梅村（1609—1671）：1.阴柔性。2.主情。3.注重社会（特别是爱情）生活，文化，艺术。4.富于感受力：自觉无用，而了解同情一切人，各种事。5.恒觉自己软弱，是偷生苟活而失败痛苦之人。6.其情真，可亲。7.归宿于文学（诗）。8.是旁观者，细密，明敏，真挚。9.所作是情诗（□国之诗）。10.其诗似小说。（见王泉根《重庆发现的吴宓佚文》，《多维视野中的吴宓》第529页。据王泉根描述，这段文字抄录在吴宓自藏之《学衡》杂志1922年总第五期“述学”栏第15页柳诒征《顾氏学述》一文的空白处。又，据吴宓1965年7月10日日记云：“晚，写宓诗两三首，及顾亭林与吴梅村比较表，夹入《学衡》第五期柳公《顾氏学述》篇中，备交侨、诫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