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文代会、作代会今天在北京闭幕。如何加强对文学创作的引导，多出精品力作、多出名家大家，是会上代表们热议的话题。

　　日前，《解放周末》独家专访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著名作家刘醒龙，谈创作之路，谈文学理念。他坦言：如果没有一颗贴近生活、贴近泥土的“心”，就无法明晰文学创作的出路。

　　我曾经被人嘲笑为“坐家”

　　解放周末：获得茅盾文学奖后，您成了媒体追逐的焦点人物之一，最近被问到最多的恐怕就是获奖感想吧?

　　刘醒龙：确实，有一段时间表示祝贺、要求采访的电话都打爆了。这个奖毕竟是中国文学界的一个莫大荣誉。将它授予在文学路上走了很久、走了很远的一个中年男人，我觉得说“感谢”、“感激”、“感动”，都不为过。

　　解放周末：这个奖项代表了对一个文学创作者的肯定。在这个时刻，回想自己文学路上走来的一步步，是否别有感慨?

　　刘醒龙：如果时间往前推30年，我绝对不会想到自己这辈子会以写作为生。我并不是一个写作天赋很高的人，刚开始写小说时，手稿都被退回来了，经常被人嘲笑。当时我在湖北英山县阀门厂当车工，每次投稿一退到收发室，二百来号人的小厂里，很快就人人皆知，许多人经常笑话我是“坐家”。因为别人下班后到处玩乐，只有我一个人待在宿舍里“写东西”。

　　解放周末：几乎每一个成名作家都经历过退稿的打击，是什么支撑您坚持了下来?

　　刘醒龙：那时我是典型的文学青年，什么都写，有梦想，也单纯。退稿退到我都麻木了，但我没有不惜一切代价地求发表。当时，我有一篇小说寄给一家杂志，他们认为基础很好，但希望改一改，列出了四条意见。我就给他们回信，同意修改其中的一条，不同意修改另外三条。结果他们就请我把小说“另处”了。几年之后的1984年，我才在《安徽文学》发表处女作。

　　解放周末：虽然初出茅庐，您对自己的创作还是很坚持的。

　　刘醒龙：我们黄冈人以黄侃、闻一多、胡风为典型，都是一根筋，明明知道转个弯就会有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在那里，就是不肯也不会转弯。但我到现在也还是认为，过早地发表作品、过早地成名，对作家来说并不是好事。只有不断摸索、前进，才能不断自我提升，达到一定水准了，运气也就说来就来。

　　《一碗油盐饭》让我感动得泪流满面

　　解放周末：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坛，先是先锋文学、实验主义热闹一时，后来王朔风头十足，现实主义写作似乎比较沉寂。

　　刘醒龙：我倒是认为，现实主义文学其实一直是处于主流状态的。因为现实主义关注生存的当下，更符合时代的精神和需要，更能赢得人们的共鸣。在读者中，现实主义受到的关注远远大于所谓先锋和实验主义，后者只是在学界回响较大，评论界对这种新生的、当时不被普遍接受的写作倾向似乎更同情、更鼓励。

　　其实，我在写作最初，对艺术和人生也处在一种探索状态。当时写“大别山之谜”系列小说，完全靠想象力支撑着，也被称为湖北最早的先锋派。但写到后来我就陷入了迷惘，不明白写作究竟是怎么回事，不明白写下去的意义何在，直到我发现了现实的魅力。

　　解放周末：是怎样的契机改变了您的写作道路?

　　刘醒龙：大约是1989年夏天，在红安县召开的一个创作会议上，省群众艺术馆的一位老师讲到一首小诗 《一碗油盐饭》：“前天我放学回家/锅里有一碗油盐饭/昨天我放学回家/锅里没有一碗油盐饭/今天我放学回家/炒了一碗油盐饭/放在妈妈的坟前”。当时的我，被感动得泪流满面。我发现，艺术原来就是用最简单的形式、最平实的语言，给人以最强烈的震撼和最深刻的启示。随后，我开始了以《威风凛凛》为自我标志的现实主义写作。

　　解放周末：上世纪90年代中期，文坛出现了一股“现实主义冲击波”。您的中篇小说《分享艰难》、《大树还小》等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刘醒龙：这几篇作品在当时引起了很大争议和批评。一方面人们对现实主义创作要求更严格，不仅仅在艺术上有一定标准，而且还要承担一定社会责任，作家的压力更大。另一方面，上世纪九十年代，改革进入了攻坚阶段，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厄与阵痛。而对改革充满了理想和憧憬的善良的人们，对改革之痛并未做好心理准备。《分享艰难》等作品表达了我的焦虑和思考：作为社会人的我们，在分享改革带来的成果的时候，无法回避对改革过程中伴生的艰难的分享，但却遭到一些误读，引起了争议。直到多年后，一些批评家才承认在这件事上犯了盲人摸象的错误。

　　解放周末：从这一角度来看，小说所遭受到的误读和争议，也是一种“分享艰难”——通过文学创作，分享了社会改革调整转型的艰难，分享了人们思维观念转变的艰难。而这也正是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价值所在。

　　刘醒龙：确实如此。

　　用笔来感恩，这是一种起码的态度

　　解放周末：1992年，您以《凤凰琴》一举成名，小说中的民办教师感动了许多人。您当时是怎么想到将目光投向这个群体的?

　　刘醒龙：民办教师可以说是一个最不起眼、最卑微的群体，但他们对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乡村社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这一点，我太感同身受了。

　　在我求学时，老师中就有民办教师;我的中学同学中，有三分之一成了民办教师。这个群体在当时是一个日常存在，当历史行进到今天，回头去看，我们才发现这些日常存在的普通人对社会进步起到多么大的作用。

　　当初写《凤凰琴》，我主要出于一种感动。在我离开待了十年的工厂，到县文化部门工作的最初两年，总看到一个瘦弱男人挑着箩筐在街上捡垃圾。他虽然衣服破旧，但穿得整整齐齐，草帽压得很低，看不见脸。一个朋友告诉我，他是邻村的小学民办老师，因为政策原因被清退了。他教了20多年书，已经干不了体力活，但又有一家老小要养，没办法只能捡破烂，怕被学生看见，才用草帽遮挡脸。这位民办教师的形象和命运在我心里压了很多年，憋得难受。虽然小说里没有写到这个故事，但这成了我写作《凤凰琴》的一种心灵准备。

　　解放周末：时隔17年后，您怎么会再次想起续写民办教师们的生存情状?

　　刘醒龙：《凤凰琴》发表后，有很多读者提出希望能写续篇，但我没有写。这并不等于说我不想写，而是觉得没有做好准备。17年时间，我慢慢成长、成熟，也让我从选择表现民办教师的艰难和躁动，转向了关注、思考乡村知识分子的命运本质。

　　解放周末：写《凤凰琴》出于一种感动，而您说，写《天行者》完完全全处在一种感恩的状态。

　　刘醒龙：这个时代太容易遗忘了。好像不丢掉历史，就没有未来。其实正好相反，没有历史就没有未来。我觉得，对于为中国当代的进步和发展作出了默默无闻的贡献的乡村知识分子，历史是欠他们的。而我们不能欠，不能遗忘。所以我用笔来写他们，让后人铭记他们的存在，我觉得这是一种起码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