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5日，“纪念钱学森诞辰一百周年事迹展”在北京国家博物馆正式开幕。此后的一个月里，展览又相继在沈阳、广州、西安等城市举行，所到之处均引起热烈的反响。

　　摆脱重重阻碍 毅然回到祖国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一家从美国旧金山踏上了回归祖国的路程。为了这一刻的到来，钱学森整整准备了20年。

　　1935年，心怀“航空救国”理想与使命的钱学森赴美求学。“现在中国政局混乱，豺狼当道，我到美国去学技术是暂时的，学成之后，一定回来为祖国效力。”临行前钱学森曾这样向同学表露心声。带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使命感，到美国仅一年，钱学森就学完了所有的研究生课程，拿到了航空硕士的学位。1936年10月，钱学森赴加州理工学院，开始学习和研究航空工程理论。此后，钱学森在科学的领域里不断创造佳绩。

　　1949年10月6日，钱学森夫妇和十几名中国留美学生在加州理工学院附近的一个街心公园共度中秋佳节，他们兴奋地谈起新中国成立的特大喜讯，商议着如何早日回国服务。1950年，钱学森带上了800公斤重的书籍、笔记本准备举家回国。但是，美国方面非法扣留了钱学森。面对美方的挽留，钱学森坚定地说：“我不能再留在美国，新中国已经成立了，我是一定要回到祖国去的，这没有什么可商量的。”

　　1955年6月，在钱学森的不懈努力和中国政府的交涉下，美国移民当局最终不得不同意放行钱学森。在回国的邮轮上，钱学森激动地说：“今后我将竭尽努力，和中国人民一道建设自己的国家，使我的同胞能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

　　投身国防事业 全力报效中华

　　钱学森回国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为了国家能长久的独立强大，火箭、导弹的研制和发展迫在眉睫。

　　1956年10月8日，钱学森受命负责组建起了我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

　　开始起步异常艰难。当时五院所在的北京车道沟原兵器招待所还是个野草丛生、人迹罕至的荒凉之地，交通不便，设施简陋。除钱学森以外的其他工作人员对即将从事的导弹专业竟然一无所知。但他们靠钱学森一笔一画撰写的教材——《导弹概论》，开始进行导弹基础知识“扫盲”并成长为共和国的第一代航天人。后来，在钱学森的倡导下，导弹技术训练班继续开办了下去。他们讲课的教材都由钱学森推荐，自己先学懂，不懂的再问钱院长，然后再去讲。新中国的导弹事业就是在这种一边学习，一边讲课，一边结合具体工作，边学边干的情况下起步的。

　　1958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以钱学森为组长的领导小组，负责筹建人造卫星、运载火箭以及卫星探测仪器和空间物理的设计、研究机构。1964年6月，我国第一次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飞行试验成功。

　　1966年10月，钱学森协助聂荣臻元帅，在酒泉发射场直接领导了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的“两弹结合”飞行试验，导弹飞行正常，原子弹在预定距离和高度实现核爆炸。这次史无前例的试验标志着中国开始有了用于自卫的导弹核武器。

　　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发射，《东方红》乐曲传遍全球……

　　如今，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航空大国，钱学森的名字也将永远镌刻在中国航天事业的史册上。

　　看淡名利得失 注重人才培养

　　钱学森非常注重严谨求实的学风。他总是强调：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创新，对待科学必须严格、严肃和严谨。

　　工作上严谨认真的钱学森，在生活上也格外简朴。钱学森曾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我姓钱，但我并不爱钱。”

　　钱学森把地位和权势看得也如同浮云。他不仅主动坚辞五院院长、国防科委副主任、科协第三届主席、学部委员等职务让位给年轻人，就连对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职务也是这样。

　　“钱老对年轻人总是不遗余力地提携。”原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王永志说。第一代战略火箭获得成功后，国家开始搞第二代战略火箭，钱学森建议，让第二代航天人来挂帅，并推荐当时只有40多岁的王永志担任第二代火箭第一个型号的总设计师。

　　晚年的钱学森对国家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一直担忧和牵挂。据担任钱学森秘书多年的涂元季回忆：2005年7月30日，温家宝总理第一次以总理身份看望钱学森时，钱学森就对他提出人才培养问题。从那以后，温总理每年要看望钱学森一次，共有五次。每次老先生都要再提这个问题。

　　钱学森说：“所谓优秀的学生就是应该要有创新。我们不能人云亦云，这不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创新。”

　　平生无意求虚名，惟尽百年赤子情。回顾这百年人生，钱学森用毕生的情感、智慧和忠诚,写就了一位爱国知识分子的辉煌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