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房中的黄苗子。宁舟浩 摄

　　“据我奶奶说，我出生的时候并不难产，这说明我来到人间时是痛痛快快的，因此当我告别人间的时候，我也希望痛痛快快。”1月8日，百岁老人黄苗子悄然离世，诚如他在遗嘱中所希冀的那样，他走得很“痛快”——没有任何追悼活动，不留骨灰，不设灵堂，不挂遗像。

　　1月10日，在北京百雅轩画廊开展的“风雨落花——黄苗子先生艺术特展”，也尊崇了黄苗子的心愿，供人凭吊的不是黄苗子的遗像，而是一幅他的画作——《葫芦》。十几束菊花整齐地摆在台面上，有的仍娇嫩，有的已颓败，恰如黄苗子很中意的一句佛语：向荣的向荣，枯萎的枯萎，一切任自然。

　　熟悉黄苗子的人常说他很乐观，对其纪念文章中多出现一句：“他笑着走完了一生。”而作为黄苗子作品《苗老汉聊天》系列图书的编辑、著名剧作家吴祖光的侄女吴彬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认为用“笑着”还不够，她说：“他是哈哈大笑走完一生的。”

　　始终乐观、一切任自然的黄苗子，其实生活中的坎坷并不少。他曾说，在所有的政治运动中，他都是“运动员”。

　　1944年，黄苗子、郁风夫妇在重庆定居。离他们住所不远处，便是著名报刊编辑唐瑜自费建造的碧庐，那里常聚集着文艺界的穷朋友们，包括夏衍、丁聪、吴祖光、叶浅予、冯亦代、黄苗子等。这些文化人互相用“二流子”调侃，碧庐便更名为“二流堂”。

　　上世纪50年代，黄苗子和郁风、吴祖光和新凤霞搬入北京栖凤楼，这里成了“北京二流堂”，齐白石、老舍、梅兰芳、潘汉年、夏衍等人常聚此处，吴彬正是在那时初见黄苗子的：“黄伯伯十分开朗，总是笑呵呵的。”这样和蔼的大人让一个小孩子备感亲切。

　　然而快乐的时光很快戛然而止，1957年“反右”时，因参与“二流堂”，黄苗子被划为“右派”，被发配到北大荒伐木。郁风生前曾说，那时的黄苗子笑着面对苦难，在北大荒，他竟在马架子前开辟了一个小花园，种野花、做木桌椅，但这被视为资产阶级的“那一套”，黄苗子因此受到批斗。

　　黄苗子在1959年被遣返回京。他回家第一件事便是去澡堂，走出浴室门，他只将从北大荒穿回的旧衣服，随手扔在路边。

　　政治运动的“运动员”也没有逃过“文革”。黄苗子曾自嘲说：“‘文革’开始时，我已是死老虎。”

　　1967年，曾在国民政府任职的黄苗子被认为是“国民党特务”，加上此前的“二流堂”等问题，他被送进监狱，一关就是7年。在狱中，他读马克思、列宁的著作，读“老三篇”，在脑中“写”诗，甚至研究起臭虫，乐观地撑过了难捱的岁月。

　　回忆起黄苗子从监狱回家后的状态，吴彬说：“黄伯伯出来后还是笑呵呵的，不见有坎坷磨难留给他任何愤懑。记得他刚回来，我先生便去看他，邀他骑自行车出去转转，他连声说好。谁知推出自行车后，他从一边骑上去，从另一侧就掉下去了，其实他根本就不会骑。”

　　2009年，黄苗子被指是聂绀弩入狱的“告密者”，成为众矢之的。对此，黄苗子始终沉默。

　　吴彬认为，灾难来时，黄苗子就闭上眼睛闭上嘴就挺住，像顽强的草，在冬天被大雪盖住，一旦雪化了，它又蓬勃生长。

　　友人从未听黄苗子谈起过自己的苦难和委屈，但他的遗嘱中，在写到不挂遗像时，有这样一句：“我平生已深深体会到竖个目标让人当靶子打的滋味；人都死了，还不图个清静，干吗要挂个遗像在家里任人指东画西呢？”

　　黄苗子的一生虽有诸多苦难，却始终与艺术相伴。黄苗子说自己是艺术界里“打杂的”，他12岁时师从邓尔雅学习书法，后又受到岭南画家黄般若等人的鼓励，开始画漫画，他也热爱写作，耄耋之年仍笔耕不辍。

　　在黄苗子的“忘年交”袁海龙看来：“苗子先生是个大才子，诗书画印无所不能。”吴彬更用“天才”一词形容黄苗子。但在黄苗子自己看来，他什么“家”都不是，他只在乎自己做出来的东西是否够格。

　　96岁时，他才举办了自己第一次个展，全因他以为要办展就要有新东西，要办一个有意思的展。他最后一本书在他去世前一周才刚刚付梓……

　　对于黄苗子离世，许多人都感到措手不及。

　　黄苗子的学生王亚雄坦言自己仍未从伤痛中走出，他舍不得老师。吴彬得到消息后不敢相信，即刻给黄苗子的儿子黄大刚发短信确认；袁海龙觉得十分突然，因为黄苗子还答应他要去济南看看；与黄苗子有一面之缘的摄影师宁舟浩则说：“让这个满头白发的‘孩子’从病痛中解脱，也是件好事。”

　　他们心中珍藏着与黄苗子最后相聚的时光。

　　吴彬记得最后一次拜访黄苗子是在郁风离世后不久。“那时他正在家里写字，还兴致勃勃地告诉我现在的装裱技术有多妙，全凭机器。家中已不像刚搬入时那样整齐了，全堆满书和树根、木头墩儿，虽不昂贵，在他眼中却都是艺术。”吴彬听说黄苗子在医院过得也很开心，同小护士的关系都很好，他睡着了，小护士用墨在他脸上画花脸，他也乐乐呵呵。

　　几个月前，袁海龙还曾在医院探望过黄苗子，黄苗子见他在公安系统供职的妻子未同去，还开玩笑说：“警察怎么没来？”

　　宁舟浩与黄苗子最后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面也是在病房里：“他的房中，笔墨纸砚都在，病中仍旧不忘写字。他热情地和我们聊天儿，还为每个人签名，并加盖了自己最喜欢的、带有猫头的刻章。”

　　吴彬知道黄苗子死后是绝对不会要追悼仪式的：“他对生死看得这么透彻，肯定厌弃这种形式。”吴彬仍记得黄苗子曾想过这样处理自己的骨灰：“他说要捏成小牛小马，表示给儿孙做马牛。”

　　黄苗子生前在遗嘱中如此调侃：“我绝不是英雄，不需要任何人愚蠢地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白流眼泪。至于对着一个普普通通的、木知木觉的尸体去嚎啕大哭或潸然流泪，则是更愚蠢的行为，奉劝诸公不要为我这样做。如果有达观的人，碰到别人时轻松地说：‘哈哈！黄苗子死了。’用这种口气宣布我已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这是恰当的，我明白这决不是幸灾乐祸。”

　　在吴彬眼中，黄苗子对什么都不皱眉头，“他是彻底的、真正的乐天派”。（记者 张黎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