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内科一党支部书记　陈勤奋

　　他才30多岁，就是一家大型国企的技术骨干，拥有着好几项发明专利；他是家庭的顶梁柱、主心骨，妻子贤惠，小鸟依人，儿子刚上小学；他是一名急性白血病患者——我是他的床位医生。

　　第一次住院，尽管突如其来的急性白血病让他有些猝不及防，但他还是坚持所有的知情同意书都由他本人来签：做骨穿同意书、做腰穿同意书、化疗同意书、输血同意书……问他为什么不让妻子签，这个书生气十足的知识分子苍白着脸、却很有担当地说：“她做不了主，我们家里里外外的事情都是我拿主意的。”签字前我必须和他谈话，告知他相关的事情。焦虑和恐惧清楚地写在他的脸上，但和他谈话总的来说还是很顺利很省力的，因为到后来，他非常明白我说的那些术语是什么意思，我们之间的谈话就像同行的讨论，而且，我看得出来，他是个依从性很好的“乖”病人。

　　第一个疗程的化疗总是反应比较剧烈，最虚弱的时候，他问我：“陈医生，我是不是快要死了？”我说：“不会，这个过程就是这样，你应该会好起来。”他的依从性变成了对我的依赖性，我必须时不时地出现在他面前，他才能安心地闭一会儿眼睛。我纵容着他的“小任性”，只希望他能好起来。幸运的是，他果然好起来了，第一个疗程就达到了完全缓解，这对急性粒单细胞白血病来讲，是最好的结果了。第二次入院的时候，除了头发稀疏点，他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正常人，兴高采烈地跟我们每个医生、每个护士、每个病友和他们的家属打招呼，还高兴地问我：“陈医生，我一个疗程就获得完全缓解，是不是预后很好啊？”“是啊是啊，看来你是个学霸啊，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些道道，你都记得这么清楚啊！”

　　一个疗程接着一个疗程，他甚至是愉快地接受着那些不好受的化疗，因为一切治疗都是按照计划在进行着，没有意外。每一次，他都很高兴地证实“凡是一个疗程就能获得完全缓解的，预后会很好”的论断，曙光，眼看着就要出现了！

　　完全没有缘由，按照计划入院进行巩固治疗的某一次，骨髓检查提示白血病复发了。这就意味着一切要从“诱导缓解”开始重新来过。或许，这种没有理由的复发，更糟糕。

　　一年多来，尽管所有的知情同意书都是他自己签的，但我知道，他其实是个胆子很小的人。我拿着这张复发的骨穿报告去找他，尽量平静地告诉他，这次化疗方案要改成“诱导缓解方案”而不是原来计划的“巩固治疗方案”时，我看到他的眼里闪现出惊恐。我安慰他说：“你是一个疗程就达到完全缓解的，这次我们还用这个有效的方案，再次获得完全缓解的可能性很大。”我暗暗地祈祷：不要变成复发难治性白血病。

　　但是，更糟糕的情况还是出现了，他发生了耐药——这次复发，一个疗程没有缓解，两个疗程又没有缓解，他的白血病成为了我最不愿意看到的“复发难治性白血病”。后面的治疗相当棘手，每一次化疗后骨髓抑制阶段都会伴发一次感染发热，每一次都要费九牛二虎之力才能把感染控制住。那些知情同意书们依然由他自己签，但是，“病危通知书”我瞒着他，请他妻子签，并且告诉她，有些事情应该要准备起来了。因为签过好几次“病危通知书”了，而每一次都化险为夷了，所以他妻子例行公事般地签完字，并没有回应我的提示。

　　他愈加地依赖我，像个任性的孩子。我知道，他的时间不多了，但我不知道他自己是否清楚这一点。我想我应该要提醒他一下，希望不要留下人生遗憾。趁他短暂退热的间隙，我试着问他：“你看，你已经很久没有回家了，家里有什么事情你可以关照你的妻子去帮你料理一下。”一向很敏感的他或许是不愿意接受我的暗示吧，他说：“家里的事情她处理不来的，等我这次感染控制好，我就先出院，回家一次，处理一下，再回来住院进行下一个疗程化疗。”可是，没有下一次了。他这次的肠道感染变成了败血症，然后发生了感染性休克、多脏器功能衰竭……该用的治疗我们都用了，但是都不奏效。我们无奈地发现，这一次，我们束手无策了。

　　给他接上心电监护仪和血氧饱和度监测仪的时候，他终于问我：“陈医生，我是不是快要死了？”我想，他终于意识到了，我必须抓住这次机会。“是的，恐怕这次，我们帮不了你了。你妻子在门口，叫她进来陪你好吗？”他摇摇头：“陈医生，你救了我好几次。你再救救我吧，陈医生！你知道吗？我真想活啊！”“我知道的！我都知道的！我怎么会不知道呢？”我在心里回答他。

　　带着对生命无比、无比的眷恋，他闭上了温和的、却极其不甘心的双眼。很久，我都没能从这个氛围里走出来，我甚至觉得，自己需要去接受一次心理辅导。那句话总是会突然跳出来，“你再救救我吧，陈医生！你知道吗？我真想活啊！” (写于2017年4月1日)(经中国卫生计生思想政治工作促进会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