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3点,是长宁区太阳菜市场一天中最清闲的时段。菜场的党支部书记顾颂珍却照例要到几个肉摊转一圈,拿着每个摊位当天的进货单,按着每爿猪7两的标准,向肉贩回收垃圾肉。这个习惯,她已经坚持了10年。 10年前的一天,她亲眼看着一个肉贩从一爿猪上剔下所有的垃圾肉,亲手过秤,恰好7两。自那时起,每天下午3点以后,太阳菜市场垃圾箱房的管理员就多了一项工作:把收来的十几斤垃圾肉细细地拌在一堆垃圾中,直至看不清肉的样态,再扔进垃圾箱。搅拌着异味扑鼻的垃圾,管理员也曾忍不住对顾颂珍的严苛要求嘟囔过几句;顾颂珍长叹一口气:“收进1斤垃圾肉不过0.4元上下,混进肉糜转手卖出去,1斤能卖十几元。暴利的诱惑,单单靠道德是挡不住的。收缴后处理掉,也就禁止了售卖。我能做的不多,但总要记得守土有责。”
年届耳顺的顾颂珍说话温言软语,嘴角隐隐的笑意让周围的空气一团温润;而在收缴“可疑食品”时,柔软的声音中透着绝不让步的坚定。 6月初,铜川路水产批发市场被曝光:来自福建的牛蛙可能染有霍乱弧菌。从报纸上看到这一消息的顾颂珍迅速召集太阳市场每一个水产摊主,要求把牛蛙全部下架:“如果对自己进的货有十足的信心,你就先炒一盘吃下去;否则,不管牛蛙来自哪里,一律不得出售。”直到有关部门宣布“解禁”,太阳市场对牛蛙的“封杀”才告一段落。 对于这样的“封杀”,太阳市场的摊贩早已从抗拒变成了习惯,“不得不服啊。”在这里摆了15年摊的小曹总在每天凌晨3点外出进货,他感叹:“有谁见过菜场老板比我们摊贩起得还早?又有谁见过菜场老板三天两头去批发市场帮摊贩验货?”顾颂珍对此解释,菜场摊贩是流通的最后一环,很多时候,他们手上的“问题货”都是在“上家”那里就惹了祸的,所以,得把“防线”往上布一道。 她最常去的是曹安市场和位于沪南公路2000号的上海农产品批发市场,都是摊贩们最常进货的地方。天还擦黑的时候,正是这两个地方车水马龙的当口,她踩着一双白底黑面的布鞋走进去,根据最近一段时间听闻的“可疑食品”线索来选择“侦查”的摊点。春夏之交,海产品的“敏感点”最多。顾素珍转了一圈,大体放心了:绝大多数摊位都有完整的进出货记录,货色看着也颇新鲜。但也有个别摊位在水产品上做了“手脚”:这边一个摊的带鱼掐头去尾,只留中段,看上去十分挺括,但颜色亮得异常,摸上去也硬邦邦,隐隐还有些药水味——很可能浸过福尔马林、抹了荧光剂;那边一个摊的黄鱼,“黄”到了尾巴上,似乎也有问题。她记下摊号,赶回“太阳”,赶在菜场开门前开了个小会,一边查验水产摊的进货单,一边把批发市场里那几个可疑摊号告诉大家:“为防万一,这几个摊大家要避开!” 有很多菜蔬肉禽中的猫腻,即便老资格的菜贩也不能单靠眼睛看出问题。大约从5年前开始,顾颂珍陆续从工商、农委等相关部门那里争取“后援”:每个月,向有关检测部门送检15个品种的菜蔬肉禽;每天,花3小时将全场所有的豆制品、干杂货、肉类等进货单一一扫描,登入工商、农委的两大电子监管系统。 她还常常从摊贩那里得到支援。这十余年间,太阳市场有一批个体摊贩申请入党,他们会把“圈子”里流传的作假手法“教”给顾颂珍,帮她练就了一副“火眼金睛”。不久之前,“问题馒头”曝光。顾颂珍再一次把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召集起来,请大家留意各个摊位的食品安全。她轻声慢语:“我们党讲要为人民服务,就是说要为老百姓做好事不做坏事。我们在菜场里卖菜,第一自己不能做坏事,第二要不让别人做坑害人的事——这样,我们‘太阳’就能消毒、能杀菌。”
不管是垃圾肉,还是问题水产,要禁止售卖、收缴处理,都很容易被摊贩视作“断我财路”。顾颂珍刚开始收“7两肉”那会儿,没少受阻挠:态度好些的,嬉皮笑脸说一声“早扔了”;脾气躁点儿的,提着亮晃晃的剁肉刀,瞪大眼睛吼一嗓子“没有”。个子小巧的顾颂珍二话不说,在肉摊上提刀剁下一块斤把重的猪肉交给市场管理员:“去扔掉!”眼看着面前肉贩瞪圆了眼睛,但几秒钟后,他们嘟囔几句,就又低下头忙活。第二天下午3点,顾颂珍一到摊前,一包垃圾肉已经摆在了摊位上…… 太阳市场中一个被爹妈叫做“天猴子”的陈老板由衷的标识,“我13岁开始‘吃官司’,28岁被‘安置’到太阳。要不是顾妈妈,现在不晓得在哪里。”这个“天猴子”,1997年被街道和派出所送到太阳市场,请顾颂珍帮忙安置。在“江湖”上混了十几年的他从来没做过生意,眼看着对面的牛肉摊生意兴隆,心里冒出一股邪火:“凭什么钱让这些乡下人赚走,倒让我一个上海人吃了苦还赚不到钱?”他抄起刀冲过去,一把掀翻对面的摊头。看着对方抽搐的脸,他一阵得意,暗自盘算:“这里差不多300个摊位,光收保护费就够花了。” 闻讯赶来的顾颂珍看着一地的牛肉,强压心头火:“帮人家捡起来!”正得意着的“天猴子”拿着刀睨了顾颂珍一眼:“别管闲事,否则我不客气。”平日里说话轻声细语的顾颂珍真的怒了,她指着胸口说:“命一条你拿去,但地上的牛肉你今天必须捡起来!”被眼前这个小巧的中年女子的大胆震慑住的“天猴子”放下刀,恨恨地捡起块牛肉扔在摊上。他转身走回自己的肉摊,终是忍不下这口气,顺手抄起杯子向顾颂珍砸过去。无巧不巧,正中顾颂珍的头……“天猴子”慌了:“完了,又要进去了!” 晚上,忐忑地等着警察上门的“天猴子”听到了敲门声,推门而进的却是头上包扎着的顾颂珍。她四下里看看只有几件简单家具的房子,叹了一声,说:“保护费收不长的,迟早要出事;自己做生意,稳当地赚钱不好嘛?在外头混了十几年,你就不想过安定的生活?” 这一次,“天猴子”没有再“进去”,而是回到了太阳市场。顾颂珍领着几个肉贩一一给他做介绍,其中就有被他砸了摊的那一个。此后几日,这群让他既妒又恨的“乡下人”带他去了几个进牛肉的好地方,一个部位一个部位给他讲解牛肉的特点,还手把手教会他分割牛肉。顾颂珍也总在中午把一盒饭塞到他手里:“忙得没来得及吃饭吧?吃块大排。”有时,又笑眯眯地递上一件新汗衫:“看衣服脏的,脱下来我洗洗。”有时,她拿着抹布收拾摊位,顺手把一块块牛肉码得整整齐齐…… “天猴子”只觉得自己头上的“两只角”被慢慢磨平了。恰在此时,急性发作的胆囊炎让他躺进了医院。为了省钱,他坚持不让医生打止痛针,疼得汗一阵又一阵。顾颂珍拎着一瓶鸽子汤到医院去,看着他身上的汗,悄悄把一个红包塞到了他的枕头下。“共产党肯为我做这么多事?不是只会抓我、只会管我的吗?”躺在病床上的“天猴子”有些想不明白。顾颂珍柔声告诉他:“你欺负别人、做坏事,共产党当然要管你;但共产党也讲为人民服务啊。” 出医院之后,“天猴子”比谁都能吃苦。如今,他在闵行买了房,膝下一对龙凤胎今年就要上预备班了。想想儿女就要笑的他很认真地对顾颂珍说:“我以前怨共产党,甚至怨到去烧区长办公室;但现在我要讲,共产党好!顾妈妈,只要你说,我啥都帮你做。”顾颂珍嘴角的笑纹更深了:“共产党就希望你把日子过好。”
1995年,顾颂珍被长宁区工商局机关服务中心派到太阳菜场工作。2000年,上海工商系统要求下属企业“管办脱钩”,当时准备提早退休的她在各方面的希望和支持下,承包了太阳菜市场。 搞菜市场工作这么些年,顾颂珍不是不知道菜场里的水有多“浑”:摆摊卖菜的个体户大多是来挣辛苦钱的农民工,也有一些是“山上下来的刺儿头”;短斤缺两、欺行霸市、弄虚作假,在菜场里都不算新鲜事。但敲开他们粗糙而坚硬的外壳,顾颂珍看到的是一个“苦”字。 在太阳菜场边上的楼梯口借了一角包小馄饨的姜中妹,开口一句“我是个硬骨头,跟男的打架也不见得输”,即便在狱中也曾是“风云人物”。然而,这块“硬骨头”抓住顾颂珍的手时,泪水涟涟:“顾妈妈,没有你,我早就活不下去了。” 严格说来,姜中妹并不能算太阳市场的摊贩。几年前,顾颂珍在菜场门口看到她时,这块“硬骨头”正躺在地上,一手揪着城管的衣角喊:“你们不给我吃饭,我没法活了。”顾颂珍一把抱起她:“一个女人躺在这里算什么?我带你吃饭去,一起想办法。”为了与她素昧平生的姜中妹,她想尽办法说服了城管,姜中妹的馄饨摊被暂时允许摆在市场边上的楼梯口。 迎世博期间,上海加大了流动摊贩入室经营的工作力度。顾颂珍又找到了街道:“我这里的停车场可以拿来改造成疏导点。只有一个条件:给姜中妹留一个摊位。”疏导点的生意一开始很淡,耐不住冷清的姜中妹冲动之下把自己的7号摊还给了城管大队。不料,她糖尿病并发症发作,双腿行走艰难,坐着包小馄饨也成了一种痛苦。此时,望着人气渐旺的疏导点,走投无路的她闹到了街道,要求拿回摊位。 看着让她白费了一番心思的姜中妹,顾颂珍的心里既酸且涩,但还是出面找到了7号摊后来的摊主。几次三番软磨硬泡,对方被顾颂珍感动了。靠着“转租”摊位,行走不便的姜中妹有了一份基本收入,但要用来看病,还有不小的缺口。在帮她跑救助的过程中,顾颂珍偶然发现,劳改的年限似乎也可以计入工龄,只要付相应的钱款接上社保,姜中妹就有可能享受社保。她开始自己学政策,不但帮姜中妹接上了社保关系,而且指导菜场里的摊贩参加各种合适的社会保险。 “他们吃的苦是外人不能想象的,生大病的概率也比一般人高,但偏偏最缺少社会保障。”看着这些辛苦讨生活的个体摊贩,看着一些艰难步入正路的“刺头儿”,顾颂珍的心头直泛酸。 8年前,刚刚到太阳市场不过两三天的阎新春病倒了。为了省钱而赶回老家河南夏邑看病的他被查出患了尿毒症。得到消息,顾颂珍带着两个人连夜开了13个小时车,在次日早上8点赶到夏邑。在医院里,没钱做血透的阎新春一脸灰色,奄奄靠在病床上。顾颂珍立马掏出3万元:“放心,我送钱来了。” 看到做完血透的阎新春有了精神,顾颂珍把他和他的妻子、老父和孩子一起带回了上海。她找来市场里的一个保洁员和看厕所的阿姨:“我求你们,把岗位让给小阎的家里人;你们的工作,我一定再想办法。” 8年后的今天,虽然每周都要做两次血透,但曾被医生断言活不过两三年的阎新春仍在太阳市场做保安。他的一家感念着顾颂珍,精心为“太阳”奔忙:“太阳”的厕所,比其他菜市场的乾净;“太阳”的晚上,有巡夜的保安看护摊位,摊贩们可以放心地把深夜进的货摆在摊上…… 这十余年间,和阎新春一样感念顾颂珍的个体摊贩不在少数。每年,她都有好几次要连夜开车到外地去看她那些生了病的“员工”或者“员工家属”,因为救急而“借”出去的钱款最多时达到了30万元,以至于打开她的保险箱,能看到的只有一叠白条。平日里几乎不沾荤腥的她说:“钱,够花就行了。”
在太阳市场做生意,规矩比其他地方多得多。比如,每天要交齐进货单,下午3点要交“7两肉”,一有食品安全问题,就要把同类产品下架,甚至每周六还要在菜场里大扫除……但面对嘴角含笑的顾颂珍,没有摊贩会说个“不”字。因为他们相信:顾妈妈不会让他们吃亏。 去年下半年,上海菜价波动异常。顾颂珍提出了“每天一个特价菜”的动议,并希望9个党员摊主能带头响应。她还以打造“创先争优岗”为由头,做好了9块“党员带头让利”的红牌子,交到党员摊主的手中:“特殊时期大家少赚一点,菜价太贵了老百姓受不了啊。” 和一些菜场不同,太阳市场里的特价菜必须按进价出售,而且没有一分钱政府补贴。做不赚钱的生意?接下红牌子的摊主心里不是没有埋怨,但还是在第二天挂出了“特价菜”。“这‘不’字说不出口啊!先不说顾妈妈帮过这里多少人,就说这租金——一个1.5米长的蔬菜摊位580元,10平方米的水产摊1,500元左右,自1995年以来就没涨过;对家里困难的,她还要减免摊位费。顾妈妈对我们‘特价’了这么多年,现在谁好意思对特价菜说‘不’?” 不过,顾妈妈照例没有让他们吃亏。红牌子挂出不久,这9个摊位的生意格外红火,总销量大增,效益比以往更好。看到党员摊主眉开眼笑,其他摊贩涌进菜场办公室向顾颂珍讨要红牌子。顾颂珍轻轻一笑,加做了一块“群众参与”的红牌子给大家;次日,太阳菜场里的特价菜品种更加丰富。如今,太阳菜场里超过60%的摊位参与“特价菜”行动,大半年来共让利6万多元。顾颂珍笑眯眯地说:“前前后后,我做了三次红牌子。” “眼红”红牌子的摊贩中有不少正“眼红”共产党员这个“岗位”。从浙江黄岩来上海的曹正朝已经向顾颂珍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曾经在上海街头背着几只麻袋做生意的他,在1996年被顾颂珍“拖”进了太阳市场。但门口众多的流动摊贩,令市场里的生意冷清了不少。感到生意清淡的曹正朝对着顾颂珍发脾气:“生意做不出,我们不做了。”顾颂珍说:“顾妈妈不会让守规矩的人吃苦。给我半个月时间。” “我自己也‘打过游击’,根本不相信她能管住游击队。但没想到,她真能说到做到。”曹正朝清楚地记得,那段时间,顾颂珍每天凌晨就赶到菜场,一个一个劝退门口的摊贩,“有一个手上纹着龙的拿刀恐吓她,但她硬是坚持劝了他一个月。” 从那时候开始,曹正朝对“共产党员”有了自己的印象:“做人硬档,不会让守规矩的老百姓吃亏。总之,共产党员是个好人,就像顾妈妈。”
这些太阳菜市场里的起早贪黑讨生活的人们,未见得能够理解“共产党员”代表怎样的理想和信仰,甚而未见得能够描摹出共产党员的素质和品格,其中甚或有些人因为坎坷波折的人生而对这四个字生出了模糊的怨恨。但是,他们在与顾颂珍的相处中,自然地生出了一股对妈妈的信赖和依恋;当他们知道顾颂珍是一名共产党员时,他们心中的共产党员便宛如母亲。 妈妈总是心疼孩子的。在孩子经历苦难的时候,毫不犹豫援手的总是妈妈;在孩子懵懂跌倒的时候,伸手相扶、牵手送行的也总是母亲。妈妈也有发怒的时候。当倔强的孩子无视他人的伤痛一意宣泄的时候,妈妈恨恨地打下板子,却又总是忍不住在心底疼惜孩子经受着的艰难困苦。 恰如母亲,顾颂珍最常挂在嘴上的是“他们不懂事”、“他们不容易”。她还常常对自己说:他们不想惹事,他们只是不会过日子。为了帮不懂事的孩子们过上好日子,她告诉自己:要教会他们合理合法地把钱赚到口袋里。 在太阳菜场,几乎所有的摊贩都知道,一旦与顾客发生纠纷,顾妈妈一定站在顾客那一边。曹正朝有一阵很纠结于顾妈妈“胳膊肘朝外拐”。那天,一个老人端着碗红烧肉来找他,一口咬定小曹卖的肉不新鲜,小曹二话不说退了钱。老人又说,已经烧好了,葱姜、料酒不要钱?小曹又递上2元钱。老人还是不买账,还有煤气费呢?他再递上1元钱。老人再度开口,跑来跑去难道不要跑腿费?小曹火大了,喉咙响起来。赶过来的顾颂珍一把拦住小曹,不许他开口,又赔了几元钱,好声好气地劝走了老人。对郁闷不已的小曹,她轻轻地说:“不管怎样,都不能跟顾客吵。” 曹正朝想不通。但没隔几天,那位老人又来到他的摊前,依然挑剔,却从此再没有去过别的摊头买肉。曹正朝在心里把这件事来来回回掂量了几次,终于想明白一件事:顾妈妈表面上帮的是别人,其实却是在教他怎么做事、怎么做人。 即便现在,摊贩们偶尔还会对着顾颂珍埋怨几句,心里也还会想不通。但一转身,他们却都能照着她的话规规矩矩做生意。他们说:相信顾妈妈,不会让我们吃亏。(供稿:中国文明网上海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