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多年过去了，中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但有一种说法，中国人道德的发展并没有赶上中国的发展。

　　报纸上出现过不少这样的故事：82岁的老人摔倒在地不停呻吟，路人围观15分钟，终于有3个人站出来，相约互相作证，才把老人扶起来；一个女孩坐在6楼窗外想跳楼，站在楼下的路人竟然面带笑容为她“跳还是不跳”立下赌约，甚至冲她勾手指。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天达律师事务所主任李大进曾碰到过一个让他痛心的极端案例：为了抢劫一两百元，一个年轻人竟然动手杀了人。

　　“现在社会上一些人缺乏敬畏心，对生命都如此漠视，还能敬畏什么？”李大进忧心忡忡地说。这些年，他看到物质增长与精神失落之间形成的巨大反差，“网上有一句话，30年来，中国跑得太快，灵魂有点跟不上了。”

　　这些底线问题还不仅仅出现在公民层面。全国政协委员梁静在发言时讲了这样一件事：河南省某市政府拖欠一上市公司工程款2000多万元长达10年之久，企业要账60多次，即使加上省工商联的帮助，至今仍有400多万元没收回。民营企业家还被当地领导警告：“你是不想在这儿混了。”

　　全国政协委员、来自宁夏回族自治区卫生系统的干部马秀珍用3个排比句来概括这些怪现象：“毒奶粉、染色馒头、瘦肉精、地沟油，挑战了道德底线；‘桥垮垮’、‘楼歪歪’、矿难瞒报，严重影响了政府公信力；论文抄袭、学术造假，践踏了学术圣地……这些严重影响了经济、社会、政治文明的建设。”

　　在全国政协委员、原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施芝鸿看来，当下中国社会的特点是“既活跃、又混乱”，他用3个“失”来总结：社会管理失范，社会运行失序，人们心态失衡。

　　“我们国家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建设取得很大成就，同时也在强调、也在抓文化建设，但人们总觉得抓的成效不如经济建设那么明显。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经济发展同精神文化发展不一定成正比。而且，人的现代化要比物质的现代化更难。”施芝鸿说。

　　他还提醒，中国有一个特殊的情况不能忽视。“在‘文革’结束不久紧接着搞改革，在市场取向的改革中，既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也在精神文化领域出现某些负面问题。”他说。

　　实际上，不仅仅中国在发展中遇到这个问题。施芝鸿曾陪中央领导同志到新加坡访问。午宴时，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中央宣传部长就坐在施芝鸿旁边，她面带忧虑地问：“你们中国年轻一代，有没有像我们新加坡年轻一代这样，觉得现在的好生活仿佛就是天上掉下来的？不知道是怎么奋斗过来的，很多人只知道挥霍、奢侈、享受。”

　　施芝鸿告诉她：“我们还处在现代化进程中，但你们的问题在我们那里也已经发生了。我们现在的年轻一代中，也存在您所提到的那些不尽如人意的现象。”

　　施芝鸿认为，我国应该一方面继续推动物质文明发展；另一方面，也要在全社会层面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科学文化建设，包括提炼、概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实际上，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已经提出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十八大报告又用24个字提升、概括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24个字更加简洁、易懂，便于传播。这24个字在国家层面上，概括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在社会层面概括为“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在公民层面概括为“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施芝鸿介绍说，专家、学者和各界人士反复讨论，最后筛选出的这12个词，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次的精神追求，具有广泛民众基础，同时，也体现了人类价值追求的最大公约数。

　　在他看来，界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现实意义，就是凝聚改革共识。“说到底，价值共识也是改革共识，而改革共识的形成，又有利于我们冲破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潮，把人心凝聚起来，更好地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凝聚力量、攻坚克难。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说的，深化全面改革，既突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

　　如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已近4个月了，一位在北京某大学负责教授思想政治课的老师遇到了一些疑惑。“我们老师自己常说，这个课讲了5天，学生都接受，可回家看了两天电视，全被社会现实击溃了。”

　　她认为：“社会现实对理论的冲击太大了。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仅仅进行理论宣讲，他们也不一定能完全接受。如果让制度建设越来越完善，大家自然而然地就会受影响。马克思主义需要灌输，另一方面也要加强制度建设，因为灌输了半天，社会现实却没有说服力。”

　　对于这位老师的疑问，施芝鸿认为，核心价值观覆盖了国家、社会、公民这3个层面，是全方位的，便于全社会共同遵循、培育。“不是说一部分人被覆盖到了、受到约束，另一部分人没有被覆盖到、没受到约束，因此哪怕我再努力，我再洁身自好，所处的小环境再好，但只要社会大气候不好，也不行。事情并非是这样的。”

　　“应该相信，只要我们力所能及地把每一个领域、单位部门的小气候都优化了，量变引起质变，就会从多个方面促进社会大气候的优化。”施芝鸿说。

　　李大进也认同施芝鸿的观点，“整个社会都要创造条件，让大家从‘谋食’阶段转变到‘谋道’阶段，去自觉追求精神层面的东西。”不过，他觉得光有口号还不够，关键要看如何落实，怎么能让这些理念真正地深入人心。（记者 王晶晶 丁先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