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在延安作风建设中，各级领导干部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至关重要。毛泽东特别重视领导干部的作风问题，对党在局部执政后可能产生的官僚主义危险，他头脑十分清醒。1943年11月29日，他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指出：“极端恶浊的官僚主义灰尘和军阀主义灰尘天天都向我们的脸上大批地扑来。”对于这些四处飘散的官僚主义灰尘，“我们必须坚决地克服这种作风，才能和群众亲密地结合起来”。他要求那些“沾染了官僚主义灰尘”的人，要“用一盆热水好好洗干净”。1945年4月20日，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他在谈到密切联系群众时，说：“党校去年有人说我是官僚主义，这也使我下决心到党校去多接近一些人。”后来，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针对党的领导干部特别指出：“要把自己领导工作的缺点向人家公开，让大家来参观，看我这个旅有没有马屎、驴屎、有害的微生物，如果有，就来打扫一下，洗干净，扫除官僚主义。”

　　反对官僚主义，就是要在胜利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就要做到毛泽东后来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所要求的：“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正是在毛泽东的倡导和推动下，延安作风逐渐形成。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在延安“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18页。）。

　　对于这种新的社会风尚，许多前往延安参观考察的人士都深有感悟。1940年3月，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先后到重庆和延安参观访问。在重庆，陈嘉庚看到的是奢侈腐败，是达官贵人的花天酒地、挥金如土。而到了延安，他看到的却是清苦的生活。即便是毛泽东的窑洞内也只有一张旧式乡村民用木桌，晚餐时就把圆桌放在小方凳上，铺上几张纸；餐桌上最贵的菜是一碗鸡汤，还是村民听说毛泽东有贵客来了，主动把正下蛋的母鸡杀了送来的。回去后，陈嘉庚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本人往延安前多年，屡见报载中国共产党凶恶残忍，甚于盗贼猛兽，及至重庆，所闻更觉厉害，谓中共无恶不作，横行剥削，无人道无纪律，男女混杂，同于禽兽，且有人劝我勿往，以免危险。及到延安，所见所闻，则完全与所传相反，由是多留数天，多历陕北城市农村，多与社会领袖及公务员接触，凡所见闻，与延安无殊，即民生安定，工作勤奋，风化诚朴，教育振兴，男女有序，无苛捐杂税，无失业乞丐，其他兴利除弊，难于尽述，实为别有天地，大出我意料之外。”（转引自叶子龙口述、温卫东整理《叶子龙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83—84页。）同样，1944年由中外记者组成的西北参观团在陕甘宁边区采访时，也有这样的感受。参观团成员之一，美联社、英国《曼彻斯特卫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驻重庆记者斯坦因，后来在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发表文章说：“在封锁线后面我发现了这样一个热烈的新社会，简直使我目瞪口呆，五年以来，在重庆对共产党除恶意的诽谤而外毫无所闻的我，对着在延安所发现的事物，吃惊地擦拭着自己的眼睛。”（郑生寿：《国际友人在延安》，陕西旅游出版社1992年版，第254页。）在那个年代，数以千计的国内外记者、友好人士参观访问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在实地考察中，他们深切地感受到了延安这种新的作风，也从中看到了共产党人的优秀品格，看到了胜利的曙光，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

　　也正是因为这种新的延安作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在西安通往延安的崎岖道路上，形成了这样一道独特的风景：无数的爱国青年和知识分子，打扮成各种模样，风餐露宿，历尽艰难险阻，却矢志不渝地奔赴他们理想之地——延安。延安，就此成为中国革命的圣地。〔作者樊宪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