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风中的历史细节与批评智慧
发表时间:2013-10-22   来源:人民论坛10月下

  陈云让暴跳如雷的同志自省落泪

  延安整风时,中央党校十四支部里有一个姓马的同志,过去在旧军队里干了一些对不起人民的事。整风进入批评和帮助阶段,同志们对他这段历史有看法,要求他在支部大会上讲清楚。他的抵触情绪很大,讲不上几句就发脾气。他的检查通不过,情绪愈加反常,时而暴跳如雷,时而忧心忡忡。当时,毛泽东同志每个星期都要到党校俱乐部去一次,听取同志们对整风的反映。一天,十四支部支委陈云同志在俱乐部里把这位老马的问题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亲切地说,整风不是整人,我们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思想不通可以等一等,不要搞得太紧张,批评要注意方式方法,要和风细雨嘛!陈云同志回去后,按照毛泽东的意思和支部的同志交换了意见,提出批评要讲究方法,事后,陈云多次找老马谈心。在课余时间里,支部书记、支委、小组长找他拉家常。他情绪消沉,不思茶饭,同志们就把饭菜端到他面前,关心他,体贴他。对群众的急躁情绪,支部也做了工作。老马有些问题不愿在大会上讲,支部也不勉强,让他个别向组织上谈清楚。后来,老马放下了思想包袱。一天晚上,他竟然伤感的哭了起来,很后悔自己以前做错了事,对不起党,对不起同志。第二天,他就把自己的问题向组织上全部坦露出来。大家趁热打铁,对他进行了热情的帮助。他提高了思想觉悟,整风后主动要求上前线,并且成绩突出,后来受到了重用和提拔。

  林伯渠化解“把副主席当摆设”冲突

  1940年,陕甘宁边区政府为了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召开了边区参议会,会后成立了“三三制”政权。在边区政府的组成人员中,有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代表无产阶级;三分之一的左派进步分子,代表小资产阶级;三分之一的中间分子,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士绅。林伯渠同志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的主席,开明士绅李鼎铭先生当选为副主席。当时谢觉哉同志在边区主持参议会的工作,李维汉同志担任边区政府的秘书长,协助林伯渠工作。

  当时实行“三三制”,党内外合作共事,是一个新事物,双方都不大习惯,也没有规范的规章制度,有时难免会发生一些误会和隔阂。1943年,在一次由李鼎铭副主席主持的政务会议上讨论问题时,李副主席并不同意大家的意见,可是最后表态时他却说“俺没有意见。”当时林伯渠和李维汉同志都感觉不对头,回头林伯渠让李维汉去找李副主席征求意见,李鼎铭先生很坦率地说:“你们党上都决定了,把我这个副主席当摆设。”李鼎铭先生的这个批评很尖锐,立即引起了林伯渠、谢觉哉和李维汉同志的重视,他们虚心接受了李鼎铭先生的批评,共同研究商定了改善关系的办法:一是决定每周举行一次向林伯渠主席、李鼎铭副主席汇报的会议,由各厅、处、院主管人轮流汇报工作,有问题当场商量解决;二是规定各厅、处、院向政务会议提出的有关方针、政策、计划和其他重要议题时,除经过党组织研究外,还必须向李鼎铭副主席汇报,取得同意后再提交会议讨论。同时还规定各厅、处、院处理内部领导关系时,也要参照这两条办法实行。这些措施使得党内外关系得到极大的改善,党内外人士能够坦诚相待、畅所欲言,充分发挥了党外人士的积极性及其长处。

  老一辈革命家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启示

  回望老一辈革命家践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历史,我们敬佩他们的胸怀与勇气的同时,也可以得到很多启示和警示。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要虚心接受别人对自己的批评,正所谓“自知者明,自胜者强”,面对批评,以及各种意见、建议,应当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要把批评当作爱护,把监督当作关心,看到身边同志的思想和行为出现不足和偏差时,应本着客观、公正的原则及时地指出来。一个善意地提醒、一次必要的谈话都可能将问题、错误止步于萌芽状态。批评是对事不对人,有话当面讲,背后不乱说。就如毛泽东与彭德怀讨论“百团大战”时定的原则:把话说透,各自检讨、不准记仇、不影响工作。新时期,发扬党的优良作风,用好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有力武器,既要使之常态化,还要创新方法。常言道,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所以,原则的事,郑重地说;分歧的事,商量着说;着急的事,沉稳着说;情绪的事,开导着说;微小的事,幽默着说。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世界上没有不犯错误的人,也没有十全十美的人。共产党员也是人,不可避免也会犯错误。犯错误不可怕,可怕的是犯了错误后我们不能及时地发现和纠正。自我批评是自我纠正的有效办法,也是改正错误的主观前提。毛泽东说,我们就应该为了人民群众,坚持好的,改正错的。所以,今天的党员干部,只要心系群众,坚定信念,就能敢于批评、接受批评、善于自我批评。我们不会因为批评和自我批评造成矛盾,反而会更加团结,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一切为了人民群众。(顾阳 中共辽宁省委党校党建教研部副教授)

责任编辑:张智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