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提出改进文风的要求以来，新闻媒体迅速行动，改文风的势头很好。不过，有些现象也需要注意。
　　为什么要改进文风？一个直接的目的，是为了改变那种令人生厌的空话套话、公式化、文件化的文风，使我们的报道、文章为群众喜闻乐见。表面上看，的确有个“迎合”的问题，要迎合群众的需要、受众的喜好，但一味迎合就不对了。正确的方针是：既要“迎合”，更要“引导”。
　　以媒体的批评报道为例。现在，群众对很多事情不满意，对政府的抱怨不少，媒体对政府的批评报道、批评声音会受欢迎。近期一些媒体和网站上，充斥各种负面新闻和批评声音。负面的东西一条新闻可以炒几天，甚至翻来覆去炒，正面的声音一报而过，转眼就烟消云散。一个典型例子是：不久前西南财经大学一个研究中心发布报告称，2010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61，被各类媒体大量报道和热炒；1月1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过去10年我国基尼系数的变化情况，其实是对西南财经大学数据的回应。结果，没人质疑西南财经大学的数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却遭到围攻，被批评为“连童话都不敢这么写”。难道国家统计局这样的国字头的专门机关，真的不如一所大学的调查数据更可信吗？
　　媒体热衷于批评政府，这在世界各国都一样。可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西方发达国家有成熟的法治文化，已是定型的法治社会，媒体批评基本不影响政府依法施政。而中国离法治社会还有很大差距，政府施政主要靠自身权威和民众信任，媒体的过度批评和质疑可能会损害政府权威和公信力。事实上，中国政府的工作表现在当今世界各国中是很好的，连西方舆论也很难否认这一点。这是一个最大的真实，对政府的过度批评有违这个真实。
　　一方面，媒体的舆论监督是很必要的，对于政府端正执政理念、提高施政水平和能力有重要促进作用，对各种腐败、特权现象保持舆论高压也很必要，中国社会对思想舆论多样化的承受力也大大增强；另一方面，我国正处于矛盾凸显和问题多发期，改革发展需要凝聚共识、攻坚克难，如果媒体热衷于“扒粪”、“揭丑”，大小官员丑闻不断、政府形象灰头土脸，又怎么能保证政府高效施政、社会团结和谐？
　　再谈“快餐式”阅读问题。现阶段的中国，社会心态浮躁，许多人急功近利，在读书、看报、学习思考上花的时间和精力太少，“快餐式”阅读盛行，看报看标题，上网找热点，读文章、读书都是浮光掠影。这种状况绝不是什么好事，既不利于社会理性和思考力的增强，也不利于文化的创造、积累和传承。但这可能是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转型过程中的“阶段性”现象，很难避免。
　　面对这样的现实来改进文风，不适应不行，连眼球都抓不住，其他什么都谈不上；一味迎合也不行，靠耸人的标题、火爆的文字、短平快的信息、呼啸而过的热点吸引人，结果很可能是跟着“感觉”走，被非理性的声音牵着鼻子跑，怎么谈得上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壮大主流思想舆论？
　　跟风起哄容易，独立思考难，真知灼见并不容易获得。面对喧嚣的舆论环境，需要更多的人有“定力”，能够静下心来思考，坚持说真话、讲真理，少写那种迎合潮流、哗众取宠的文章，多写真正能把道理讲深讲透、讲在点子上的文章。真正有思想的东西，也许不会引起一时的轰动，但会在读者思想深处引起触动甚至震撼，作用深刻而长久。
　　还有媒体受众分化问题。中国社会正在日益多元化，人们各有各的“活法”，各有各的兴趣点、交际圈，这是舆论生态和媒体格局发生变化的更深层原因。任何一种媒体，已经不可能覆盖全民，电视这种最大众化的媒体也面临受众分化的问题，不同的节目有不同的观众群，那种举国同时看一档电视节目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就要求，改文风切忌“一刀切”、“大锅烩”，而是要认准定位，增强针对性。
　　媒体传播的目标受众不同，改文风的要求也不同。以党员干部为主要对象的党报党刊，和以普通市民为对象的都市类媒体，对文风的要求自然不同；党报、大报不应该向都市报靠拢，主流媒体不能向网络媒体看齐。简单地以文章长短论英雄、以受众多寡论高下、以轰动效应论输赢，是对改进文风的误解，那样就容易走偏，使媒体无所适从。
　　总之，改文风不能只考虑“迎合”而放弃“引导”，不能放松对舆论导向的把握，不能急功近利。改进文风，对媒体工作者的思想政治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是最需要下功夫解决的。（孙 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