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社会上“厌读”的情绪严重。出版物接起来可以绕地球好几圈，可惜读者寥寥。由于不读书，导致一些人走上邪路。很多作者为之焦急，不时地流露出一些怨气。读者厌读固然有读者自身的问题。我们作者是不是也该反躬自问：为什么读者不爱读？是读者不赞成作者的观点吗？未必！既然赞成作者的观点就该同声相应，可读者为什么不来“应”呢？这就告诉我们：作者有个文风问题。再想一想：为什么别人的文章读者手不释卷，奔走相告，而我们的文章读者却不屑一顾呢？这只能说明我们的文风确有问题。

　　问题之一是套话连篇。“不听陈言”（宋·杨万里）是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人无不有“求新”心理，无不有审美疲劳，再美，即使是蒙娜丽莎也不宜成天看。文章也一样，说来说去就是那几句老掉牙的老话，谁爱听呢？张三颂扬张领导是“高屋建瓴、高瞻远瞩、高风亮节”，王五颂扬王领导也是“高屋建瓴、高瞻远瞩、高风亮节”，至多是前后换换位置，实在是令人发腻！十多年前，北京有位颇有成就的教授申报院士，只因他用了别人二三十个字，没打引号，没注出处，被视为抄袭，没能评上。假如按这个标尺衡量，如今报刊上有多少文章是大量袭用他人的文字，该算什么呢？ “空谈误国”，套话误时、误事、又误人……

　　问题之二是面孔铁板。套话本来就够板的了，有些不是从头到尾皆套话的文章，难得出现的那几句作者自己的话语总该生动活泼些吧！没有。那几句也是铁青铁青的。一味地“正面、正面”，那只能是褒义词的堆砌。殊不知事物有正面必有反面，总是沿着“肯定否定律”波浪式运动的。只要按照事物的本来面貌去写，一定是波澜起伏、扣人心弦的。 《文史通义》上说：“气昌而情挚，天下之至文也。 ”至文，是要融入感情的。感情进入文章，喜怒哀乐爱恶欲都出来了，幽默风趣也会蹦出来，就不可能一味地板面孔了。有人说，论文不可以有叹号。这是不对的。不要只知道理性高于感性，还要懂得理性认识是从感性认识上升起来的，更不能忘记人是感情充沛的动物，文人在写文章时不能不流露感情。冷漠的、平面的罗列远没有“横看成岭侧成峰”的立体感，绝对引发不出读者的读兴。无病呻吟，谁愿意听“呻吟圆舞曲”呢？我们也不能无缘无故地魾枉作者。作者肯定是希望与读者共享共赏的。然而，铁板、铁青的东西不仅不宜“共享共赏”，简直是拖着读者“共患难”。

　　问题之三是拖宕冗长。套话、空话、大话是冗长的三大支柱。现在，由于造纸工业的发达，“洛阳纸‘不’贵”了，因此，报刊越来越厚，文章越拉越长，似乎不长不足以显示出高水平。实际上，文章从来都是从创新点看水平，而不是以长短论高低。尤其是在所谓“信息大爆炸”的今天，文章变短是大趋势。微博、微评、微型小说的出现就是极好的例证。 “微言”中是可以有“大义”的。人都那么忙，哪有时间看长文章！读者是长文章看标题，短文章看全文。以至于“长文章变成短文章，短文章变成长文章”。 “洛阳纸不贵”说不定还同不少文章像“王大嫂的裹脚——又臭又长”，使得发行量降低有直接关系。短，不等于碎片化。就算是碎片，也能做到把碎片串成系列化。瑞典颁发诺贝尔奖金处的精美壁画不就是用无数碎片拼成的吗？其中有一幅壁画还因为碎片太少，留下瑕疵，酿成憾事。好文章往往是“增之一分则嫌长，减之一分则嫌短”。王勃的《滕王阁序》并不长，可那是无可挑剔的佳作。好不容易有人对“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名句提出质疑：“何用 ‘与’、‘共’二字？ ”可接着又有人对挑剔进行挑剔，说：“用了‘与’、‘共’有何妨？”遣词用字的成本也必须节省到一砖一瓦的地步才好。

　　文风欠佳有内因，同时还要从文章之外找找原因。说一千，道一万，导致文风不正的主要原因是作者没有为读者着想，缺乏群众观点。提笔的时候，或者面对键盘的时候，首先要想一想是写给谁看的。写民众之所想，文章才有感染力、影响力、生命力。民众那里有大智慧，读者那里有生动的语言。不能笼统地说我们作者毫无高明之处。“人皆可以成尧舜。”作者是人，还是蛮有高水平的人，岂能不高明！问题是：教育者要先受教育。个人的才智无论如何赶不上集群效应。中央在关于改进工作作风的“八条”里第一条就讲“向群众学习，向基层学习”，这既有助于作风建设，也有助于文风的改进。心里有群众，文章才容易做到真实、准确、鲜明、生动。

　　作风体现文风，文风体现作风，文风至少同领导讲话的“话风”、开会的“会风”有联系。恕我说两句得罪领导的话：文人的文风不佳同领导的会风不灵有关。哪有开口“高度重视”，闭口“重要讲话”的？请问：“高度”是怎么测量出来的？重是与轻比较而言的。哪有处处都是重量级的！轻量级不也照样可以夺冠吗？哪有只讲“尊敬的”领导，不提“尊敬的”同志的？哪有都是“非常好”，没有“正常好”的？

　　读者在挑战文风，文风在挑战会风。愿我们的会风、文风与作风、政风齐飞！（邓伟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