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文风正如他的事业，其成就是多方面的，我们只能抽取某几个侧面。从今天的角度来讲，我个人认为，毛泽东的文风有四点值得我们特别关注，这可以从其文章的气势、思想、知识和语言来认识和领会。

　　第一个特点是有气势，即有革命家的气势——“理直气壮，舍我其谁”。领袖是什么？是领头羊，是旗手，是灯塔，是大丈夫。当领袖先得有一种“丈夫立世，独对八荒”的英雄气概。凡是读过毛泽东文章的人，都能感受到其中那种高屋建瓴、酣畅淋漓的气势。

　　请看他写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这真是气贯长虹，充满历史唯物主义和人民英雄主义的博大气象。这种气势在他一生的文章中是贯彻始终的。这是由其理想、意志、学识和性格决定的。他最早的上小学时写的一首诗《咏青蛙》就气度不凡：独坐池塘如虎踞，绿荫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做声？

　　在革命最困难的时候，他讲：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清醒地估计了国际和国内的形势，知道一切内外反动派的进攻，不但是必须打败的，而且是能够打败的。当天空中出现乌云的时候，我们就指出：这不过是暂时的现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即在前头。

　　在革命取得胜利时，他讲：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吧，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毛泽东的一生绝不服软，绝不示弱，他的文章和讲话始终充满硬气、正气。

　　第二个特点是有思想，即有思想家的高度——“理从事出，片言成典”。领袖是什么？是思想家，他要用思想来统一队伍，率领民众改造世界。人们读领导人的文章不是读小说，也不是来听他说空话，是要获得思想，要解决问题。“毛泽东思想”这个称法之所以得到认同，是因为他的讲话和文章中有思想，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思想，解渴。

　　毛泽东文章中的思想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大的战略思想，二是具体的思想。比如著名的“为人民服务”思想就是在一个普通战士张思德的追悼会上说的，而《纪念白求恩》一文中则产生了关于做人标准的名言：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他到苏联访问，在一场临时的接见中讲出这样的至理名言：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这叫“理从事出，片言成典”，从一件具体的事出发总结出普遍的真理，浓缩成一句话，从而成为经典。什么叫经典？常念为经，常说为典。经得起后人不断地重复，不停地使用。“理从事出，片言成典”，这是毛泽东的本事，是他文章的魅力。

　　综上可知，领袖应该是一个思想家，他的水平已经到了那一步，随便说出便有思想含量。用不着去凑，去憋，去描，去让秘书班子关门生造。

　　第三个特点是知识渊博，即有学者式的积累——用典丰富，文库史海，随手拈来。领袖又应该是学问家。他要懂社会规律，要知道它过去的轨迹，要用这些知识改造社会、管理社会，引导社会前行。政治领袖起码是一个爱读书、多读书、通历史、懂哲学、爱文学的人。因为文学不只是艺术，还是人学、社会学。

　　毛泽东熟悉中国的文史典籍，在文章中随手拈来，十分贴切，借过去说明现在。他文章中的用典有三种情况：

　　一是直接从典籍中找根据，证明目前之理，就是常说的“引经据典”中的“引经”。比如，他在《为人民服务》中引司马迁的话：“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这就是政治领袖和文章大家的功力：能借力发力，翻新经典，为己所用；既弘扬了民族文化，又普及了经典知识。

　　二是借经典事例来比喻、阐述一种道理。有时用史料，有时用文学故事，就是常说的“引经据典”中的“据典”。如他借李密的《陈情表》说司徒雷登：“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

　　毛泽东的文章大部分是说给中国的老百姓或中低层干部听的。例如，孙悟空在他笔下，一会儿比做智慧化身，钻入铁扇公主的肚子里；一会儿比做敌人，跑不出人民这个如来佛的手心。所以，他的报告总是听者云集，欢声笑语，毫无理论的枯涩感。他是真正把古典融于现实，把实践融进了理论。

　　三是用典来“起兴”，可增加文章的效果，妙趣横生。如1939年7月7日，他对即将上前线的陕北公学（即后来的华北联合大学）师生讲话，以《封神演义》故事作比：姜子牙下昆仑山，元始天尊赠了他杏黄旗、四不像、打神鞭三样法宝。现在你们出发上前线，我也赠给你们三样法宝，这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毛泽东懂文学，爱诗，写诗，知道怎样让文章更美一些。他这时用典并不直接为“证理”，或者并不主要是“证理”，而是借典“起兴”，引出道理，造成一种幽默，加深印象，是“借典助理”。

　　第四个特点是个性的语言，即政治家加文学家的语言——典雅、通俗、幽默。作为一个政治领袖，首先要会说话。因为你要表达，要动员。古今中外甚至有肢体残疾的人都能当领袖（如美国总统罗斯福），但没有一个哑巴能当领袖。语言是领袖的第一工具，是美人的一张脸。典雅、通俗、幽默，这三点能做到一点亦不容易，但毛泽东三者皆备，而且是完美地结合。

　　我们先看毛泽东文章典雅的一面。他在抗日战争中写的《祭黄帝陵》的开头有这样几句：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聪明睿智，光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他深厚的古文根底。再看他通俗的一面。他的《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还要和全国大多数人民走这一条路。我们今天已经领导着有九千一百万人口的根据地，但是还不够，还要更大些，才能取得全民族的解放。

　　“走到一起”“还不够”等，完全是老百姓的语言，是一种面对面的告诫、谈心。虽是大会讲话、新闻电稿，却通俗到明白如话。

　　而最难的是幽默。幽默是什么？他在对斯诺讲到自己的童年时风趣地说：“我家分成两‘党’。一个就是我的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我母亲和弟弟组成。”斯诺听得哈哈大笑。

　　毛泽东的文章开创了政论文从未有过的生动局面，工人农民看了不觉为深，专家教授读了不觉为浅。他是乡间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又是战火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在学生时期，他就受过严格的古文训练，后来在长期的斗争生涯中，一方面和工农兵厮磨在一起，学习他们的语言；另一方面又手不释卷，和各种书（如文学书籍，小说、诗词、曲赋、笔记）缠裹在一起，须臾不离。他写诗、写词、写赋、作对、写新闻稿和各种报告、电稿。所以他的文章典雅与通俗共存，朴实与浪漫互见。其语言熔古典与民间、政治与文学于一炉；时常有乡间农民的口语，又能见到唐诗、宋词里的句子；忽如老者炕头说古，娓娓道来，又如诗人江边行吟，感天撼地。（2013年11月19日《北京日报》梁衡）